邦梭的愛情

    大概我進了聖·芒台醫院兩三天,邦梭才入院。

    關於我生命中那個階段,我隻有模糊的回憶。在夏爾尼附近的一片燕麥田裏,我躺了好些時候,隨後好象做了一個夢,看見我的斷臂發綠,發黑,變得那麽沉重,那麽粗大,填滿了整個世界,而我老是和斷臂連在一塊,好似一個侏儒連在一座山上。

    臨了,一切都歸結到一張舒服的床鋪,一個漆成水綠色的、光禿的大房間。

    人家用哥羅芳把我悶倒,在胳膊上開了幾個大窟窿,每天掏出零碎的骨頭,血,膿,一大堆發臭的惡心東西。

    總而言之,當我開始明白周圍的情形時,第一引我注意的是邦梭。

    照我那天的印象,邦梭是一個頭發淡黃的大漢子,有些虛腫,留著沒有光彩的須。眼睛很大,大到隻看見它們一刻不停的轉動。我仰躺著,但隻消稍稍側過腦袋,便可看到我的鄰人,也仰躺在那裏,一動不動,除了那對轉個不停的眼睛。

    我不禁脫口而出的問他:“你對高頭瞧些什麽?”

    他先“唔”了一聲,然後出神地回答道:“陽光囉。”

    果然,我看見一道陽光在天花板上從左到右的移動;我累得慌,卻不由自主的要望它,眼睛跟著它轉。隔了一會,我問道:“你不能旋過頭來嗎?”

    “不,不能,我的腿要作痛的。”

    “你叫什麽名字?”

    “我,愛彌爾·邦梭。”

    他一句也不多說。一個醫官進來,喊道:“擔架夫!擔架夫!把新來的抬走。”

    新來的,便是邦梭。他給四個人抓起去,放在一張我們叫做“慢車”的病床上,那是大家厭惡的東西,理由不消說,你們都猜得到。

    我聽見邦梭叫喊,含糊不清的聲音,似乎是鼓起了臉頰的嗚嚷:“哎喲!不要呀!輕輕的,喂!你們這些毛手。”

    隨後,聲息全無,我重新對著東一抹西一抹的陽光發怔。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慢車”又推回來,載著邦梭,其實隻好說是邦梭的一部分,臉色發了紫,氣籲籲的,流著口水,捏緊了拳頭打鼾,發出哥羅芳的味兒,我最頭痛的氣味。

    他整條左腿裝上了一具大型的鋅製器械,放倒在床上,渾身軟綿綿的象一件破衣衫。我想到兩天以前自己也是這副模樣,又想到同樣的情形還可能再來,便麵頰發冷,腳趾彎了。

    邦梭終究醒過來了,唾沫四濺的咕噥道:“啊!可憐的家夥!可憐的家夥!”

    晚上他能說話了,於是我知道了詳細情形。他在夏多·蒂哀裏受的傷。一片彈殼打爛了他的大腿,疼得厲害,覺得這條腿“隻剩一半”了。

    不幸,我覺得邦梭的這個印象相當準確。我們倆開始經曆一個悲慘的時期,連續不斷的苦痛,又單調,又有規律,象士兵生活一樣。

    我的傷勢使我無心關切多大事情;對麵的紅頭發整夜的叫嚷,阿爾及利人多伊多替我們送糖果來,說:“喂!好麽?喂!”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這一些了。但我很熟識邦梭,因為我的手臂在床沿上安放妥當之後,隻要抬起眼睛,就可望見邦梭,他是我天然的視線。

    邦梭也在受難,但跟我不一樣。我猶如一個產婦:挨一次苦,我就覺得向複原走近了一步。至於邦梭,剛剛相反,一切新的痛苦都加重他的虛弱。每天早上,擔架夫來迎接我們。我多半躺擔架,邦梭總搭“慢車”。我們在繃紮室中重新碰麵。當然我的手臂決不好看,但比起邦梭的大腿,已經是一件可愛的東西了。他的傷口是一個其醜無比的窟窿,放得下一頂軍帽,一大塊慘綠色的傷,底裏是碎骨頭。

    這間頂頂大名的繃紮室裏的情形,毋需對你說得;我自己也在那邊大叫大嚷過來,但老實不客氣,我並不因此臉紅,多少人叫過喊過,從我的邦梭算起,連最勇敢的也難免。

    換好繃帶以後的一忽兒,是一天之中最美妙的時間。白裏昂太太跑來弄給我們吃;噢!東西是不多的:一枚雞子,一些湯,幾顆葡萄。白裏昂太太,那是我最美的戰時回憶之一。嬌小纖弱如少女,生著一對怯生生的大眼睛。她才不裝出那種丈夫氣概呢。隻消你一叫,她眼睛就紅了,含著淚水,你終於不得不忍住,免得使她難過。

    下午過了一半,寒熱來了。我們停止講話,眼睛瞪著天花板。我頭痛得要命,尤其是眼睛那一帶;我怕亮光。有些我控製不了的什麽東西,好象憤怒或恐懼之類,流遍了我全身,把它脹滿;直到十一點或半夜,我才渾身哆嗦的被釋放。

    可是邦梭盡管瘦下去,速度驚人。闊大的臉瘡縮了,出現無數的皺襇。眼睛變得更大,臉上旁的部分更加看不見了。

    他又有了抽搐的病象,幾乎每分鍾來一次,使大腿劇烈作痛。他拚命抿著被寒熱燒得龜裂的嘴唇。抽搐一止,他照例的說:“啊!可憐的家夥!可憐的家夥!”

    你們一定注意到,一個人苦惱之極的時候,往往把別人稱做“可憐的朋友”或“可憐的先生”,仿佛應該哀憐的倒是別人。

    邦梭打著嗎啡針,先是一天一次,繼而是兩次,甚至三次。他眼睛發呆了,看出來的東西似乎老是顛顛倒倒的。

    他講夢話,喃喃的說:“隻要她在這兒……隻要她能夠來看我……”

    在當時的情形之下,邦梭決不能說出什麽心事來,我也不敢動問。

    一天早上,一個五道金線的軍醫官,好老頭戈貝,瞧了瞧邦梭,說道:“替他上悶藥!”

    又是一次,邦梭從手術室抬回來,嘴邊流著唾沫,麵孔走了樣。他又紿拿去了一大段骨頭。抽搐停止了,但邦梭並沒好轉的傾向。

    下午他請白裏昂太太來,打起精神,念出詞句動人的短信教她代筆,受信人老是那一個。由此我得知邦梭出發上前線的時候,把年青的妻子丟在愛納州的番德—米隆,從此消息斷絕,他東一封西一封的給她寫信,寫到許多她可能棲身的地方去。

    於是我懂得他為什麽苦苦的再三說:“要是她在我旁邊……要是我知道她在什麽地方……”

    然而多少日子過去了,我悲哀的想邦梭要死了。他有時候已經認不得我,奄奄一息的入了彌留狀態,象孩子般哼著“睡睡”,“怕怕”,什麽東西也不肯吃,死心塌地的,完全聽命運擺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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