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節兵站

    死，還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至少要死得其所。我國不象中國，死人可以做國土的主宰，占的地位幾乎比活人還多。在咱們國裏，死要死得恰當，否則活人便會對你瞪著白眼說：“這屍首，教我們怎麽辦？這兒沒有它的位置！”

    一九一五年，我在X調節兵站當——可以說是一種實習生吧，每星期值班二三次。所謂值班是：人要在場，附帶擔任一些關於監督和報道的無聊事情。照例，這種守衛軍官駐紮在一間陰沉沉的小屋子裏，跟車燈間連在一塊的偏屋。他無聊地呆在那兒，瞧著兵車馳過，裝滿了打過十個月仗的士兵，從這一個地獄開到另一個地獄，一路上直著喉嚨唱因為在打仗的時候，人隻想眼前：一離開炮聲，就無愁無慮的享受生活的樂趣了。

    某星期六的夜晚，我躺在漂亮華麗的草墊上，那是我的小床，也是耗子的窠場。我一邊覺得這些和善的小動物就在枕邊兩三寸的地方蹦跳，一邊恍恍惚惚的聽著調節站上的聲音。那真是一個大站的聲音：汽笛聲，啯啯聲，氣喘聲，轉軸與起重機的呼叫，緊張的鐵鏈的震動，揚旗的上落，遠處車輛銜接的碰撞；但，在這一切裏麵，還夾著行軍的喧鬧與節奏，一個支隊開走的步伐，哨兵換班的吹號，發令聲，鍾聲，以及一切表示武力控製了工業機構的聲音。

    我正在默想，伍長鮑那唐走進我的小房，明晃晃的炭精燈照得我睜不開眼。

    “報告隊長！”

    “你說罷，鮑那唐。”

    “一個軍需運送兵，給十七號救護車壓扁了……說是慘得很 ”

    “咱們走罷，伍長！”

    兩個勤務抬著擔架等在外麵。夜色清明，並沒給站上蒼白而發抖的電光擾亂。

    “在野客店那旁，”鮑那唐說，“好一程路呢。”

    野客店是許多軌道交叉的地方，大概在一哩半之外。我向站上的一個職員問明了路由，帶著他們出發了。

    在一個大站上，妙的是控製一切巨大活動的秩序，髙於一切的、嚴格的秩序，外表竟是那樣的雜亂無章。我們沿著無數的車輛走去。它們好似從開戰起就忘在這兒的；竟可說是無用的廢物，車轂癱瘓了，關節鏽腐了；可是炭精燈偶爾射入一扇打開的車門，便突然照出橫七豎八睡在草堆上的大兵，或者瞪著眼睛發呆的牲口。有些車輛改做了流動辦公室，在柔和的保險燈光下，書記們埋在紙堆裏辦公：於是我們覺得，行政機構盡管象條大鼻涕蟲，還是在鐵道上執行它的統治，正如從炸得稀爛的戰壕起，到庇萊南山麓最遠的軍服廠為止，都逃不出它的魔掌。有時在茫無邊際的黑暗中，我們想從兩節昏昏酣睡的火車間穿過；看不見一個人影，冷不防兩列車動作起來，在匉匉訇訇的擊撞聲中接合了。再走了一程，又得停下，等救護車開過。說它們舒服才差得遠呢，在我們麵前開過的時候，送來一連串劇烈的咳嗆，一陣頂討厭的病房裏的鹽素味兒。此外，也有係在貨車上的肥頭胖耳的迫擊炮，流動廚房，猜不透作什麽用的機器，以及一切在暗中顯得古怪的軍用材料，圓頂的停車場冒著煙，裏麵停著機車，在慘淡的燈光下打噴嚏。教你回想起戰前生活的，還有近郊火車運送著打盹的旅客，還有快車象一條帶子似的，在縱橫交錯的軌道上飛過。總而言之，軍事生活和平時生活亂哄哄的攪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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