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上海《大晚報》副刊《剪影》上載有羅侯的《上海話那能講頭》一文，其中說："在上海，要這些上下三等人都不把你看作可欺的阿木林瘟生呢，你就非得好好研究上下三等交朋友用的談話，在上海交朋友，你必須了解的是，所謂’朋友軋得要好，講個閑話要漂亮’。。。。。。譬如你們初見麵，道名問姓起來，上海的上等朋友就愛半說話半咬文的，’格位朋友尊姓？’。。。。。。’格位’和’迪位’是’這位’的意思"。
（6）"阿木林"上海話，即傻瓜。
（7）"朋友，以義合者也"語出《論語鄉黨》朱熹注："朋友以義合"。"義，利也"，語見《墨子經上》。
（8）"自己的園地"一九三五年五月，楊邨人、杜衡等組織"星火"文藝社，出版《星火》月刊。他們標榜該刊是"無名作家自己的園地"和"新進作家自己的園地"。當時《文學》月刊第五卷第二號（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學論壇"欄發表署名"揚"的《文藝自由的代價》一文，批評了上海一些文人用商人手法，要文學青年"投資五元"，以取得在"自己的園地""投稿而且被登出的權利"。楊邨人、杜衡等即以"本社同人"名義在《星火》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發表《警告〈文學〉編者傅東華》一文，否認該刊要作者"投資五元"，說隻是"曾向社員征收按月三元（暫以三個月為限）的出版費"。
非有複譯不可好像有人說過，去年是"翻譯年"（2）；其實何嚐有什麽了不起的翻譯，不過又給翻譯暫時洗去了惡名卻是真的。
可憐得很，還隻譯了幾個短篇到中國來，創作家就出現了，說它是媒婆，而創作是處女。（3）在男女交際自由的時候，誰還喜歡和媒婆周旋呢，當然沒落。後來是譯了一點文學理論到中國來，但"批評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現了，說是"硬譯"，"死譯"，"好像看地圖"（4），幽默家還從他自己的腦子裏，造出可笑的例子來（5），使讀者們"開心"，學者和大師們的話是不會錯的，"開心"也總比正經省力，於是乎翻譯的臉上就被他們畫上了一條粉。
但怎麽又來了"翻譯年"呢，在並無什麽了不起的翻譯的時候？不是誇大和開心，它本身就太輕飄飄，禁不起風吹雨打的緣故麽？
於是有些人又記起了翻譯，試來譯幾篇。但這就又是"批評家"的材料了，其實，正名定分，他是應該叫作"嘮叨家"的，是創作家和批評家以外的一種，要說得好聽，也可以謂之"第三種"。他像後街的老虔婆一樣，並不大聲，卻在那裏嘮叨，說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譯完了嗎，你們隻在譯別人已經譯過的，有的還譯過了七八次。
記得中國先前，有過一種風氣，遇見外國--大抵是日本--有一部書出版，想來當為中國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報上登出廣告來，說"已在開譯，請萬勿重譯為幸"。他看得譯書好像訂婚，自己首先套上約婚戒指了，別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譯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約的居多；不過別人卻也因此不敢譯，新婦就在閨中老掉。這種廣告，現在是久不看見了，但我們今年的嘮叨家，卻正繼承著這一派的正統。他看得翻譯好像結婚，有人譯過了，第二個便不該再來碰一下，否則，就仿佛引誘了有夫之婦似的，他要來嘮叨，當然羅，是維持風化。但在這嘮叨裏，他不也活活的畫出了自己的猥瑣的嘴臉了麽？
前幾年，翻譯的失了一般讀者的信用，學者和大師們的曲說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譯本身也有一個原因，就是常有胡亂動筆的譯本。不過要擊退這些亂譯，誣賴，開心，嘮叨，都沒有用處，唯一的好方法是又來一回複譯，還不行，就再來一回。譬如賽跑，至少總得有兩個人，如果不許有第二人入場，則先在的一個永遠是第一名，無論他怎樣蹩腳。所以譏笑複譯的，雖然表麵上好像關心翻譯界，其實是在毒害翻譯界，比誣賴，開心的更有害，因為他更陰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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