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改革卻絕非僅僅就此而已。
地方政府的地位雖然尷尬，但是日子並非最難過的。缺錢了，中央可以找地方想辦法。同樣，地方也可以繼續找自己的下級想辦法。至於地方弄錢的法子，可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啦。
90年代初，瓜子的表姐得到一個“好消息”，隻要繳納一定數額的費用，就能夠從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於是，在幾乎掏空了舅舅的腰包後，表姐獲得了城市戶口。隨後，她發現，上萬元換來的戶口背後，根本沒有傳說中必然的工作機會和鄉下人沒有的福利保障。
事情的原因很簡單：在一波一波的、此起彼伏的、大規模的“賣城市戶口”的同時，就是“砸三鐵”（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椅）和前文提到過的國家財政稅收體製改革——大批原有的國企職工，伴隨著“隻不過是從頭再來”的歌聲，尚且要下崗自謀出路，原有福利待遇統統撤銷——哪
裏有工作提供給這批新的城市戶口持有者？
2002年，瓜子那80多歲的奶奶終於忍不住憤怒，從村裏走了數裏路，趕到鎮上，指著鎮領導的鼻子大罵他們是敗家子，因為村裏的集體財產都被村委會拾掇拾掇賣掉了。抗戰期間，瓜子的奶奶就是婦救會長，屬於本縣僅存的兩名新中國成立前入黨的老黨員之一。她雖然隻是個農村老太太，並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卻也勉強算得是個開國功臣。所以罵人之後，並沒有人為難她。領導們耐心聽她罵完，等她罵累了，失去繼續罵人的欲望之後，用鎮政府的小車客客氣氣地把她送回家——轉身繼續賣村裏的集體財產。
當年聽到這件事情，瓜子唯一的感受即是奶奶老當益壯、豪氣衝天的氣勢，因而很是佩服。然而，在今天，我們感受更多的，卻是鎮領導的無奈——僅僅教育經費就讓他們不堪重負 a，別說還有其他眾多需要支出的項目了。沒有錢，又有一堆任務必須完成，他們還能有什麽選擇？
a 參見《參考消息》2010年11月23日第8版文章：《地方政府巨額債務醞釀風險》。文中提到“最底下的縣與鄉二級政府要承擔65％到75％的義務教育經費”。而義務教育經費，隻是眾多財政負擔中的一個而已。
這個舉措，很明顯是當時的地方政府為了舒解財政困局，病急亂投醫而出的下策。除此之外，打“白條”、亂攤派、集資、亂收費等，也是經常出現在報紙上。
所有這些怪現狀的背景，都是地方財政的極度緊張：越是基層，財政的緊張狀況越是嚴重。瓜子所在的小縣城和老家所在的鄉鎮，算是中國政權體係的末梢了，所以財政狀況最差，他們手中的資源也最少，所以能夠使出的高招，也不過就是出賣縣城戶口和變賣集體財產了。
有了困難，中央可以找省級政府商量；省級政府可以跟市級政府商量；市級政府可以跟縣級政府博弈；縣級政府可以找鄉鎮商量，還可以賣戶口；鄉鎮政府可以賣集體財產，還可以集資。但是，對於老百姓來說，事情就完全兩樣了。原因很簡單，他們，作為最基層的經濟單位，找誰博 弈去？隻好自己博弈自己：丈夫打老婆，老婆罵孩子，孩子哇哇叫！基於此，他們是那個大家都感到尷尬的年代中“最尷尬的人”，改革的成本和痛苦之最大部分，必然由他們來承擔。
在當時的改革措施裏麵，最有魄力的，莫過於當日的國企改製。所有的國有企業之中，對於大企業和重點企業，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對於中小企業，則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給私人資本去經營）。而對於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國企工人下崗，對其工齡以少量資金實行“買斷”，從而推向社會，令其自謀職業和出路——這是“尷尬年代中最尷尬的人”所承擔的重擔和成本，但是這絕非全部，也非痛苦的終點。
然而，當家人的動作，引發了一個個意想不到的效應。這些效應一環扣一環，而到了最後，竟然溢出中國，波及全球，最終引發全球產業經濟版圖的全麵改寫！
這，卻是當初始料未及的事情了。
第一個效應，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從此淡出曆史舞台，他們的位置，漸漸由農民出身的打工者（農民工）代替。這些農民工吃苦耐勞，能夠接受最低的待遇：他們不需住房，隻需暫時租住一個條件最簡陋的住處，因為他們在老家有住房；他們不需養老金，因為按照慣例，他們年老之時，將會回歸故土和農村；他們不需工傷保險，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不知道自己應當享受這一權益——自然，也不會有人願意告訴他們；他們不需醫療保障，因為他們生病了就會被踢出工廠；他們不需要為子女準備昂貴的城市教育費用，因為他們的子女在農村的學校裏麵湊合——雖然教學質量不咋的，但是花費少。
總而言之，他們在家鄉的土地，可以為他們提供微薄但實實在在的最後保障，使得他們可以接受城市原有產業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極低，低到無法再低。
第二個效應，是作為第一個效應的結果而產生的，是中國企業的負擔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農民工的企業，除了每月幾百元的工資之外，它們不必再為員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這點，是全球獨一無二的成本優勢。
這一“優點”是如此突出，從而將企業的人工成本壓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資者都眼熱、眼紅的地步。形勢已經如此明顯：一旦阻礙全球投資者進入中國的藩籬被打開（這一點，需要美國人說話），他們就會蜂擁而入，來享受著全球最大的盛宴。
然而，這一幕（全球資本蜂擁而入，搶食這一大餐、盛宴），在整個90年代並未出現，其原因就在於，我們所說的那個前提條件——“阻礙全球投資者進入中國的藩籬被打開”並沒有實現。
性格堅毅的當家人快刀斬亂麻，為了爭取中國經濟在全球的發展空間，在國內改革的同時，對人民幣匯率也施下雷霆手段——人民幣一次性貶值33%。
關於這次匯率改革，《激蕩三十年》中，是這樣說的：
從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為8.72元兌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匯率5.7元貶值33%——兌換1美元需要的人民幣，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為4元，1992年初是5.7元。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使得中國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場上價格變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一個更加吸引外部投資商的地方。德國的《商報》在評論中認為，人民幣的大幅貶值，首先意味著亞洲四小龍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從此喪失，中國必將成為全球製造業的中心。
一點都沒錯，德國《商報》一語中的——三年之後的1997年，正在緩步，但是步伐堅定地走向產業空心化，因而漸漸走向下坡路的亞洲的“小龍”、“小虎”們，被索羅斯們一擊成功，進而陷入了全麵困境。實際上，它們早晚會如榮國府一般轟然倒下，索羅斯們隻是加速了這一過程。這，才是符合唯物主義的看法。
隻是，先知般的德國人沒有注意到釜底抽薪的另外一個因素——除了匯率急劇下調，使得中國勞動力價格忽然大幅降低之外，中國國內的國企改革，也導致中國勞動力價格極度降低。
於是，第三個效應——以中國勞動力價格大跌，亦即第二個效應為背景（當然不是唯一的背景），全球製造業開始向中國轉移，開始是低端製造業，接著是中端製造業，最後慢慢地，高端製造業也在向中國轉移。
順理成章地，我們立刻就能推測出來：作為當時全球低端製造業的中心，產業外流，首先發生在“小龍”、“小虎”們身上，很快，它們就陷入產業空心化的境地。
從這個角度來看，“小龍”、“小虎”們在三年之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遭遇，僅僅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激烈而另類的表現而已——用哲學上的話來講，這叫作“必然中的偶然”：衰落是必然，但是衰落的過程表現得如此激烈乃至於慘烈，就隻能用“偶然”來解釋了。
“小龍”、“小虎”們，作為產業逐漸轉移出去而陷入空心化的經濟體集團，依照曆史規律，一定會陷入全麵衰落之中。其時，怨婦般的情感慢慢會成長起來，在這一情感的作用下，它們必然不會去反思自身競爭力下降這一根本原因，反而一定會歸罪於產業轉移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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