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影響了托爾斯泰的作家是伏爾泰，雖然遠不及前麵兩位，但在托爾斯泰很年輕的時候，伏爾泰對宗教的嘲笑不僅沒有使他驚駭，反使他倍感有趣。

    托爾斯泰一生做事都很專心，這點也表現在他年輕時對讀書的態度上。在他70歲時所寫的《藝術論》一書中，對他21歲以前或者他14歲以前讀過的書都給予了最高的評價。

    當然，托爾斯泰在雅斯那亞·波良納莊園還有更重要、更現實的問題，即如何解決農奴製度的問題。他在離開大學以前就已經想到過這個問題了。19世紀40年代中期，俄國進步思想界代表廣大農民群眾的利益，明確地提出了廢除農奴製度的要求。1847年7月15日，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家別林斯基在給《死魂靈》的作者果戈理的公開信中寫道：“現在俄國民族最迫切的現實問題是：廢除農奴製度，取消肉刑，盡可能嚴格地至少把那些已有的法律付諸實施。”青年時期的托爾斯泰並不屬於時代改革的激進人物，還不十分清楚地懂得農奴製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已開始意識到貴族與農奴之間存在著無法逾越的鴻溝。他記得在他17歲的時候，他穿著普通的衣服，聽到農奴叫他為“狗少爺”，於是他第一次了解到農民是如何憎恨、蔑視地主老爺——這個寄生蟲的。他獨自一個人散步的時候，每逢遇見農民，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感到強烈的不安，甚至想躲開不讓他們看見。

    成為雅斯那亞·波良納的全權主人後，托爾斯泰進一步接觸到農奴的悲慘境況。他每天到田莊裏散步，親眼目睹他們過著怎樣的一貧如洗的生活，疲憊不堪、精神萎靡的男人；瘦弱不堪、麵色黃白的女人和孩子；特別是那些年老的農奴，皮膚粗糙，皺紋深陷，脖子、手臂青筋暴露。從他們的駝背和弧形的雙腿可以看出，他們的一生是怎樣在極其繁重的勞動中把身體壓迫成了這樣畸形醜陋的形狀。

    農奴生活的種種慘狀使托爾斯泰震驚而且非常不安，他決定用自己的力量來改變農奴的命運，但這在當時是注定不能有什麽成就的。雖然我們決不能把托爾斯泰的小說嚴格地當做自傳體的，但是《一個地主的早晨》卻明顯地說明了列夫·托爾斯泰對於改善他的農奴的命運所作的努力和他在這個嚐試的過程中所經曆的困難與失敗。在那部小說裏，聶赫留道夫公爵19歲，在他讀大學三年級的那個夏天回到自己的領地以前，寫信給姑媽說：

    我已經寫信告訴過你，我發現事情是難以形容的混亂。要想把它們處理好，我發現主要的罪惡來自於農奴們的真正可憐的不幸的狀況，而這種罪惡是隻能用工作和耐心來補救的。隻要你看看我的農奴中的兩個，大衛和伊凡，以及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所過的生活，我相信這兩個可憐蟲的境遇，比我的一切解釋更能使你明白我的意圖。

    去關心這700個我必須向上帝交代的靈魂的福利，難道不是我的明白的、神聖的責任嗎？假如我把他們丟給任性的長老和管家去任意處理，而去追隨自己的快樂或野心，難道這不會是罪惡嗎？既然我麵前有這樣一個崇高的、光輝的、親切的責任，我何須在任何旁的地方去找我能夠有用和做好事的機會呢？

    不隻是這封信好像是托爾斯泰自己寫的，而且聶赫留道夫試圖去改變農奴們代代相傳的陳規陋習時所遇到的困難，也正是托爾斯泰自己所遭遇的。聶赫留道夫決定幫助農民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和提高他們的道德修養，其最終目的不過是為了鞏固地主的地位，這也是托爾斯泰本人青年時期的思想，他當時也堅持保護地主的財產所有權。他後來回憶說：“40年代，在我們的階層中還根本沒有產生必須解放農奴的思想。繼承對農奴的占有權還是天經地義的事；為了使這種占有權不發生動搖而能夠做的一切，就是關懷農民的物質狀況和道德狀況。”托爾斯泰在自己的田莊裏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經常到村子中了解農民的生活情況，詢問他們的要求，並及時給予答複或幫助。這些舉動使托爾斯泰感到十分的充實和無限的快樂。每天早上，他迎著朝陽到田野上、樹林裏散步，清涼的露珠弄濕了他的衣服、他的頭發和他那張年輕的麵龐，有時，他突然激動得想哭，這種生活太美好了，令人多麽愉快！

    但是，愉快的心情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一年過去了，托爾斯泰的改革毫無成效。他購置了很多農業機器，有播種機、脫粒機……都無法讓農奴們接受它們，並使用它們，勞動生產率絲毫不見提高，農莊的經營狀況也根本不可能會有所改善。房屋破舊不堪的農民強硬地拒絕住進新建的磚房裏。托爾斯泰給他們幫助，而他們總是懷疑這位“善心”的主人心裏隱藏著什麽陰險的目的，農奴對地主的敵意由來已久，根深蒂固，如果想通過僅僅給他們一點兒好處，就在短時間內迅速消除這種敵意，那在當時簡直是天方夜譚。

    托爾斯泰的農業改革失敗表明，不推翻農奴製度，徹底地解放農奴，地主和農奴之間的鴻溝就無法填平，也不能真正平等起來。在《一個地主的早晨》這部小說中，有位農民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地主和農民之間不平等的實質。聶赫留道夫問他：“為什麽你們這麽窮呢？”農民答道：“老爺，我們不窮又能怎麽樣呢？你自己知道，我們的土地是什麽樣的：黏土、沙丘，幹旱得根本長不出糧食來，而且越來越少，好地全部歸您所有，我們不窮又會怎麽樣呢？”地主擁有良田，農民生活無靠，隻有為地主服役才能得以糊口，他們幾乎一無所有，而且也必一無所得。他們貧窮的原因是缺少土地和受地主剝削。地主購買新機器，想提高生產效率，可這與他們有什麽關係，對他們又能有什麽好處呢？因此，除了徹底解放他們，分給他們土地，其他的任何改革都是海市蜃樓，都不是他們真正想要的。青年時代的托爾斯泰在改革的失敗中明白了這個道理，但家庭的出身、生活的習慣以及頭腦中固定的觀念，都使他無法接受並采取果決的措施。直到多年以後，他才從根本上否定了土地的私人占有製，滿足了農民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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