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地說，《世說新語》的敘述中表明魏晉南北朝時代人士的地位觀念基礎是門第等級這種社會結構，而地位觀念的表現則是建立在這種社會結構基礎上的人士個人的素質與精神，即“魏晉風度”。無論是揮麈談玄，一觴一詠，抑或是“終日憒憒”，隻有處在高門大第的地位上才會有意義；反過來說，雖有門第出身而沒有一點清遠之韻，則會受到同輩人士的蔑視和譏嘲。可以說，在《世說新語》敘述中的人士，無論是炫耀門第還是講求風韻，都處在一個相對孤立、超脫的社會關係中。我們在這一類敘事中幾乎完全感受不到人士對他們所歸屬的社會文化圈之外的其他社會階層、其他生活方式有什麽興趣。魏晉人士形象的超脫性就建立在這樣的社會關係基礎上。
到了唐宋時期，文人傳奇和話本小說的發展使這一時期的敘事藝術在內容興趣出現了與《世說新語》時代不同的特點。按照宋人對話本內容的分類，“講史”和“講經”通常單獨分為兩類，而狹義的“小說”（既所謂“銀字兒”）中則大致包括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杆棒、妖術、神仙等幾類。這些內容大體上可以說概括了宋代乃至後來的通俗敘事藝術在內容方麵的特點。這些內容中在表現人士生活與形象時往往是按照市民的趣味被傳奇化了，如《清平山堂話本》中的“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所描繪的跡近市井無賴的柳永形象就是一例。而在唐宋傳奇一類由文人士大夫自己所寫的敘事作品中，則可以比較切近地看出人士自己所感知、了解到的社會生活，他們的社會地位觀念。
唐宋文人筆下的人士形象不再局限於《世說新語》式自命不凡的門閥士族與發言玄遠的高人雅士，而應當說是形形色色、多姿多彩的：象滎陽生（《李娃傳》）、張生（《鶯鶯傳》）、崔護（《崔護》）等都是典型的風流才子形象，柳毅（《柳毅傳》）、裴航（《裴航》）則近於誌怪小說中的神仙異人，韋崟（《任氏傳》）、李靖（《虯髯客傳》）類似遊俠，而李公佐（《謝小娥傳》）、蘇無名（《蘇無名》）是後來公案小說中常見的那一類明察秋毫的賢官……如果對這一類故事中的人士形象作一個具體的分析，那麽我們大體上可以看出這樣的傾向，就是那些故事雖然描寫了比較豐富的社會生活層次與內容，但故事中的人士與作為敘事背景的一般社會（主要是城市社會）之間的關係仍然並不是很密切的。除了少數近乎市井遊俠或淪落潦倒的形象而外，一般出現在故事中的人士要麽是處在傳奇化了的空洞環境中，要麽就是處在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地位上。市井生活對文人們來說似乎沒有什麽太大的重要性。
文人傳奇中人士與一般城市社會關係的疏離其實是傳統社會秩序在敘事中的反映。文人士大夫在傳統的社會關係中生活道路的選擇，即所謂進退出處，實際上無非是兩極：朝與野。用範仲淹的話來說就是“居廟堂之高”與“處江湖之遠”。按照傳統的人生觀，君子所求的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如果不能居廟堂之高幹一番大事業，那麽最好是退隱江湖全身遠害。在這種生活模式中，市井社會的生活顯然不具有什麽重要性。杜牧說他自己“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似乎可以作為一個隱於市井的例子，但恰恰是這種淪落市井的生活方式與趣味使他受到後人的訾議。宋代的柳永也是一個混跡市井生活的文人才子。他的瀟灑倜儻固然使他成為市民文學所感興趣的對象，卻也使得他受到統治者的白眼，從此與人士的進身之途絕了緣，以致於留下了“奉聖旨填詞柳三變”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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