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發展一種科學的教育學體係，我們就必須從原來的道路上走出來，改走一條完全不同於以前的教育學發展的道路。我們也要對老師進行同步培訓，讓他們熟悉實驗方法，並成為一名觀察者。老師應該在學校中進行觀察和實驗，讓孩子在這一過程中得到足夠的自由，並讓孩子的個性充分地得到發展。如果這一新的科學教育學來自對孩子的研究，那麽老師們要切記，隻有自由的、不受束縛的孩子才可以被作為這項新的研究中的觀察對象。
在實驗科學中，隻要把一種方法應用到它自身，就會產生一門分支學科。比如說細菌學的科學內容是在隔離方法和細菌文化中產生的；人們在罪犯、精神病患者、臨床病人和學者等人身上應用了人類學，於是便有了犯罪人類學、醫學人類學、教育人類學等。所以，我們想要研究實驗心理學，就先要對實驗中所使用的技術進行精確地定義。如果我們要給某種方法或技術下一個精確的定義，或是得到一個確切的有關實驗科學應用的結果，我們就需要進行實驗研究。我們在解釋實驗時，不可以摻雜任何偏見，以免影響最終的實驗結果。例如，人的大腦和人的智力差異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想科學地觀察人的大腦發展過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對觀察對象中那些聰明的人和遲鈍的人一視同仁。如果我們認為聰明人的大腦一定發育得更完善，我們的研究結果就會出現偏差。
做實驗的人應該拋棄所有成見。如果我們希望用實驗心理學進行研究，我們就必須把以前的信念都清除，用實驗心理學尋找真理，並將它變為現實。換句話說，我們不可以過於教條。然而人們在研究兒童心理學時或許就犯了這種錯誤。我們不走教條主義路線，而是讓孩子徹底得到自由。如果我們想在觀察孩子的自然行為的過程中得到某些有用的結論，並希望用這些結論引導我們建立真正科學的兒童教育學，我們就必須克服教條的思想。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在對孩子日常生活的觀察中得到一些能夠引導我們建立真正科學的兒童教育學的結論。
隻有通過實驗方法，連續地戰勝各種偏見，我們才能構建起兒童心理學和兒童教育學的科學內容。所以，我們必須建立一種不同於其他實驗科學中所使用的、專門為實驗教育學量身定做的方法。科學教育學被包圍在衛生學、人類學和心理學中，雖然它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受教育的人群，但它卻采用了上述三種學科的部分技術方法。在“兒童之家”工作了兩年後，我發現我研究的工作中有些部分和實驗教育學使用的方法有關。我用這種研究方法對3～6歲的孩子展開了研究。我在這些研究中得到了一些驚人的發現，所以我相信，我們可以在未來用這些嚐試性的實驗研究去進行更深一步的探索。
事實證明，經驗在我們的教育體係中起著重要作用。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建立起一個完全的教育體係，也不能把我們如今的教育體係應用在所有的學校中進行應用。我說我目前的研究工作建立在我過去兩年的工作經驗的基礎上，這話並不確切。準確地說，“兒童之家”所使用的教育體係有著久遠的曆史。我們應該記住它是從對畸形兒童的教育實踐中發展起來的。它體現了人們長期以來為了探索正確的教育體係而進行的努力。
大約15年前，我曾在羅馬大學精神病治療診所擔任助理醫生，所以我經常有機會出入精神病院，在其中挑選研究對象並對他們進行研究。在從事這一工作期間，我開始對居住在普通精神病院中的弱智兒童產生了興趣。甲狀腺器官療法在當時已經很發達，外科醫生也開始對身體有缺陷的孩子產生了關注，於是我一完成了正常的醫院工作，就開始研究孩子的疾病。
對弱智兒童產生興趣後，我研究了愛德華·塞昆為這些孩子設計的特殊教育法，並從中掌握了這種教育方法的整個思想。在外科醫生中流傳著這樣的思想，即“教育療法”能夠治療患有耳聾、中風、弱智、佝僂等精神性疾病的人。人們認為醫學和教育學必須結合起來，這樣才能治愈這些病人。於是，人們開始依靠體育鍛煉治病。然而，我的觀點則和我的同行不同。我認為智力缺欠不是醫學上的問題，而是教育上的問題。人們針對如何治療和教育弱智兒童提出了很多觀點。1898年，我在意大利都靈舉行的教育學大會上發表了一篇以“精神教育”為題的演講。我將自己的不同觀點公布於眾，並在外科醫生和老師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生動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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