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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的一個夜晚，我們在一家木屋餐廳用完晚餐，正想起身回旅館，卻發現屋外早已大雨滂沱，無法出門，隻好重新坐下。餐廳老板知道這場雨一時過不去，便請侍者搬出一支巨大無比的民族樂器長號，讓我們輪著吹。這種長號的號腔長達數米，狹小彎曲，我們憋得臉紅脖子粗也吹不出聲音，後來漸漸掌握了一點竅門，才發出一點嗚嗚聲，雖然說不上什麽音調，卻有一種哽咽渾濁的幽遠感，聽得讓人心顫。
我和兩位新近趕來與我們一起考察的記者坐在外間的一角聊天，他們覺得這是一個采訪的機會，便打開袖珍錄音機開始提問。
他們問：考察至今，覺得歐洲有哪一些方麵最值得中國學習？我說，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脫了很多課，初一看是科學技術上的課，實際上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上的課。這事說來話長，但這一路上給我們直觀感受最深的是兩點，一是在歐洲，傳統文化與創新精神並行不悖，共臻極致；二是在歐洲，個體自由和互相尊重並行不悖，形成公德。相比之下，真不知道我們中國為什麽總是把這些對應性文化範疇看成你死我活的對頭，結果兩敗俱傷。這一傷，幾乎傷及了所有的文化人，使他們全都充滿了沉重的失敗感和悲劇感。
對此我們找了不少原因，然後一起感慨：要在這些方麵追趕歐洲，將是長期的事情，焦急不得。
“那麽，可以被快速仿效的有哪些事情？能舉出一件嗎？”他們問。
“旅遊。”我回答，“不僅自己外出旅遊，而且歡迎別人到自己的地域來旅遊。眾目睽睽的流動性注意力是一所最好的學校，足以使山河重整、人格再造。”
我的這個說法使他們有點吃驚。“旅遊？”他們疑惑地重複著。
於是我們就這個問題討論起來。
這些年，歐洲的一些發達國家訝異地發現，他們成本最低、升值最快的穩定收入，居然不是那些名震全球的飛機、汽車、時裝、葡萄酒製造業、海洋航運業、礦產開采業，而是旅遊業；與此同時，一些最貧困的國家百業凋敝，也是靠旅遊業在支撐著國民經濟。貧富兩極都是如此，中間狀態的國家當然也差不多。在歐洲，盡管人口密度不高，但到處都是浩浩蕩蕩的旅遊者隊伍。連老人們對自己退休之後的生活安排，最重要的一項也是旅遊，而歐洲之外的老人，則把歐洲作為他們的主要目標。
原來在國內，已經覺得外國人來了不少，但那是與過去比。到國外係統地考察一圈，才知道中國還遠沒有成為國際旅遊的熱門地帶。然而幾乎所有的旅遊從業人員都知道，各國遊客最向往、因此也最有旅遊潛力的地方就是中國。聯合國有關研究部門也已發布了這樣的預測結論，說中國必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旅遊終點國，而中國人外出旅遊的數量也將非常可觀。
那麽，目前中國的障礙在哪裏呢？
首先是觀念障礙。雖然中國古人提出過“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人生原則，但那隻適合太平盛世的讀書人。在中國古代，太平盛世不多，讀書人數量很少，願意擺脫科舉誘惑而跋涉曠野的讀書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在多數中國人心中真正占據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遷”的封閉觀念。中國文化的理想一脈，是老子所說的“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這種境界在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又有生動描述，傳播廣遠。作為這些觀念的實際成果，中國曆代“超穩定”的社會生活，確實不主張與外部世界熱情交往，不倡導離家鄉族宗獨自出行。這種觀念到現代有了不少突破，但旅遊這個概念仍然難於堂皇立足，在很多中國人心目中，“遊山玩水”終究是一個不務正業的消極命題。近年來由於看中旅遊對國內消費的拉動，對勞動力市場的緩釋，實行了明智的長假期製度，但這還隻是一個權宜性的經濟策略，尚未衝擊整體文化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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