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酷愛讀書，遊學天下，曾親自參與生產經營活動。與其他主張節用崇儉的思想家從國家財政角度出發反對奢侈浪費，以及從個人消費角度出發把節儉視作治生美德有所不同，顧炎武的節儉思想有著新的角度和新的水平。首先，不同於以往學者以封建財政的要求出發，他從國民經濟立場出發，認為節約不必要的浪費是改變國民經濟貧困狀況的重要途徑；其次，不同於以往學者專談貨幣經費的節約，他特別強調社會產品的節約；最後，主張節約是為了生產和再生產，節約的結果可以省出物質資料和勞動力，以致力於促進農牧業的增產，並開發山澤的利源。
前述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占主流地位的崇儉戒奢思想對毛澤東及其消費思想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具體表現在兩大方麵：一方麵是毛澤東個人生活消費的節儉進而當時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甚至廣大人民群眾個人生活消費的節儉；另一方麵也是更大的一方麵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財政開支的節省、生產消費的節約。
就治生而言，毛澤東深受傳統崇儉戒奢思想影響，一生勤儉節約、艱苦樸素、廉潔奉公，更體現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偉大的革命家的高風亮節。
清朝學者顏元曾說：“使楊、墨行世，猶利七而害三。”他講求實學，推重習行，尤主張通過體力勞動來救治理學的空疏之弊，崇尚“豪爽倜儻”的豪傑人格，提倡“動”的人生，以及清苦節儉的生活。而他是對毛澤東頗有影響的古代學者之一。
近代學者多推崇墨者，形成墨學複興之風，甚至以墨解儒、尊墨抑儒。甲午之戰時，孫冶讓發表《墨子閑詁》，極力稱頌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的獻身精神和“勇於振世救敝”的入世精神。一代大師梁啟超於1896年勇敢地提出複興墨學的主張，先後著成《子墨子學說》、《墨子學案》、《墨經校釋》等書，認為“今欲救亡，厥惟學墨”。這一倡議在新文化運動中獲得強烈共鳴。易白沙於1915年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二號發表《述墨》一文，讚揚墨學勇於救國、善於治守。在此前後，孫中山、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都盛讚墨學。梁啟超、孫中山甚至把墨子的兼愛比作社會主義理論。而吳虞也在1921年寫的《墨子的勞農主義》中把墨學等同於列寧的勞農主義。更具代表性的是毛澤東的摯友、中共第一代理論家蔡和森於1918年寫信給毛澤東說：“……隻計大體三功利，不計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來俄之列寧頗能行之，弟願則而效之。”這樣的環境和風氣對於毛澤東不無深刻影響。
同時，曆來崇尚禹墨勤儉苦拙之風的湘學思想傳統，對於毛澤東接受墨學也有重大影響。曾國藩曾說：“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幾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可師矣，不可棄也”。他認為墨學的薄利重義、忘己濟人、輕死重節甚至“豪俠”都與“聖人之道”相一致。近代正統儒學的叛逆者譚嗣同也極力張揚墨學的現代意義。而對曾、譚極為崇敬的楊昌濟――毛澤東的老師――也頗推重墨學。所以，毛澤東更進一步受到墨學思想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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