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曆史觀，同毛澤東的思想曆程和革命實踐經驗密切聯係在一起。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由於受中國傳統思想及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他的曆史觀是唯心主義的曆史觀。五四運動後，在毛澤東成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之後，他的曆史觀也隨之轉變為唯物主義的曆史觀。
在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以前的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是一位胸懷大誌、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愛國者。這一時期，毛澤東讀了許多有關中國曆史的書籍，對曆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但他的曆史觀卻是唯心主義的。
1917年前後，毛澤東讀了不少哲學、倫理學書籍。毛澤東細讀了19世紀德國康德派哲學家泡爾生寫的《倫理學原理》，用紅黑兩色畫了大量的圈點、單杠、雙杠、三角、叉叉等符號，還在書中寫了12000多字的批語，絕大多數是抒發自己的哲學觀、曆史觀和人生觀，以及對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對原著的讚同語和章節提要。“毛澤東貫穿《倫理學原理》的批語的基本觀點，是哲學上的二元論。”二元論的通病是一進入社會曆史領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釋，毛澤東也是這樣，他說：“實則全世界文明曆史之生活，乃皆觀念之所管轄也”；“觀念造成文明，誠然，誠然。”這實質上是強調主觀意識的決定作用。在《講堂錄》中，他寫到：“人心即天命”，“世界之外有本體，血肉雖死，心靈不死。”表現出了精神永存的唯心主義傾向。在談到孔子、孟子時，他片麵誇大了傑出人物的曆史作用，認為“聖人之道，放之四海而皆準”。早年的毛澤東認為：“小人累君子，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很明顯，在他的心目中，“勞動群眾隻是愚昧可憐的芸芸眾生，需要‘聖哲’、‘君子’去開化教導，解懸援溺，共享太平盛世之福和大同之樂。”
早年毛澤東之所以持唯心主義的曆史觀，與家庭環境的影響、老師的影響、西方哲學的影響、曆史傳統思想的影響有密切的關係。第一，從家庭環境的影響來看，毛澤東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衝的一個閉塞山村，他母親對佛教極為虔誠，經常給毛澤東灌輸一些神學思想。第二，早年毛澤東的老師中，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楊昌濟先生。楊先生非常推崇宋明理學中的陸九淵與王守仁，而陸王尤其強調主觀能動性，這對毛澤東的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第三，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毛澤東接觸了許多西方資產階級哲學思想，如泡爾生的二元論及新康德派、新黑格爾派等思想，這些思想中的多數都是屬於唯心主義或二元論，這些對毛澤東的曆史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第四，毛澤東本人長期以來主要受孔、孟、程、朱、陸、王等人思想的耳濡目染。這些傳統思想中有一些精華的東西，但多數思想是唯心主義的，當時這些唯心主義思想在毛澤東的意識形態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說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接受唯心史觀是有其必然性的。
五四運動前後，毛澤東兩次到北京，深受陳獨秀、李大釗等人思想的影響，政治信仰和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毛澤東曾講：“我第二次赴京期間，讀了很多有關俄國情況的報導，並熱心地搜尋當時為數不多的有關共產主義的中文文獻。有三本書對我的影響尤其深刻，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一旦接受了它，把它視為對曆史的正確闡釋，我就再也沒有動搖。這三本書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第一本譯成中文的馬克思著作；考茨基的《階級鬥爭》；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到1920年夏天，我在理論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動上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世界觀的轉變必然引起曆史觀的轉變，毛澤東自從1920年讀了以上的三本書之後，“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這一點在他與蔡和森的書信往來中得到了有力的證明。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給蔡和森的信中寫道：“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
此後毛澤東竭力搜尋有關唯物史觀方麵的書籍來閱讀。1943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給胡喬木的一封信中寫到：“請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觀社會發展史，不論是翻譯的，寫作的，搜集若幹種給我。”四天之後，毛澤東給劉少奇一封信，並送去恩格斯的《從猿到人》一書，信中毛澤東寫到：“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觀的書看，看後再送給你。”
自從毛澤東接受了曆史唯物史觀之後，他就開始用唯物史觀來研究曆史。1949年9月，毛澤東為抨擊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一些錯誤的論調，在《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一文中，旗幟鮮明地宣告：“我們是反對曆史唯心論的曆史唯物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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