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昌濟完全繼承了王船山、曾國藩等人為代表的湘學傳統。作為理學信徒，楊昌濟與曾國藩一樣注重立誌、心性修養與倫理意誌的發揚。而另一方麵，他對曾國藩倡導的務實、力行、不尚空談更是稱道不已。
楊昌濟執教於一師，自覺承擔起湘學傳統的“薪盡火傳”的任務，尤其是他主講哲學、倫理學，更使得這種傳承具有特殊的意義與作用。一方麵，從文化傳統的內容看，楊昌濟向學生傳授的主要是理學與實學傳統，亦即所謂修己治人、內聖外王之學。楊昌濟反複向學生闡揚的，是理學的立誌、修身，同時倡導經世之實學，講求理想人格的自我實現，亦即成為聖賢，立德立功，德業俱全。另一方麵，從文化傳承的人物關係來看，楊昌濟向學生極力推崇的是王船山、曾國藩等人。在與青年毛澤東的談話中，楊昌濟還曾以曾國藩為例勉勵毛澤東：“餘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澤東正是繼承了這一湘學傳統，使“內聖外王”思想外化於自己的立誌、修身與實踐當中，並在早期形成了身心統一的人生哲學。
青年毛澤東在楊昌濟老師的教導下，認真研讀過《近思錄》、《朱子語錄》、《小學》、《四書集注》等書，對朱熹哲學相當欽服。朱熹學說，注重探求性理之大源。在他的《朱子語類》中，他說：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大本不立，小規不正，刮落枝葉，栽培根本。在他的《四書集注》中，他寫到：夫子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青年毛澤東接受了朱熹“理”本體論思想，進一步提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他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所寫的批語中又說：“發顯即本體，本體即發顯，合無量數發顯而為一大本體，由一大本體分為無量數發顯。”這就是說，作為世界本體的“宇宙真理”是全部現實世界的靈魂，林林總總的萬千現象（即發顯）都不過是“宇宙真理”的表現而已。“宇宙真理”產生一切而又在一切之中。這與朱熹的“理一分殊”論相吻合。毛澤東當時還用他所體會的“本源”真理來評價維新派的變法，認為隻是抓住了製度和實業這些“枝節”問題，沒有發動“發顯”在人人心中的那個“本源”，所以失敗。
朱熹那種對堪稱大本大源的宇宙人生真理追索與探索的動向，體現在毛澤東早期的許多言論當中。毛澤東在他的讀書筆記中寫道：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俱以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幸則與本源略近，不幸則背道而馳。夫以本源背道而馳者而以之為臨民製治工具，幾何不謬種流傳，陷一國於敗亡哉？而豈有毫末之富強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則宇宙之真理，各具於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隻將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討，探討既得，自然足以解釋一切，而枝葉扶疏，不宜妄論短長，占去日力。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複起，不易吾言”。孔、孟對答弟子之間，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並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執此以對付百紛，駕馭動靜，舉不能逃，而何謬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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