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東保安隊原名河北特種警察部隊。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之後，冀東被劃為非軍事區。蔣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於學忠，以河北省政府的名義另成立五個特種警察總隊，訓練之後開入冀東。於學忠抽調第五十一軍的張慶餘、張硯田兩位團長和部分營、連軍官，從河北各縣新征兵萬餘人，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總隊和第二總隊。特警總隊長相當於少將師長。第一、第二總隊各轄兩個區隊，每一區隊轄三個大隊。張慶餘率第一總隊駐武清縣，張硯田率第二總隊駐滄縣。第三、四總隊，是把漢奸李濟春從偽滿帶來的偽軍收編後組成的；同時，把冀東土匪胡協五所部收編為第五總隊。這三總隊均無區隊，總共隻有八個大隊，實力遠在第一、第二總隊之下。
1935年5月，河北特警總隊奉於學忠之命，進入冀東，分駐通州、香河、寶坻、順義、懷柔、三河、石門、撫寧一帶。不久，第五十一軍調往西北。因為總隊為地方特警，不算正規部隊，故沒有隨五十一軍同行。於學忠臨離河北時，曾密召張慶餘、張硯田等囑咐：好好訓練軍隊，以待後命。同年7月，接替於學忠主持河北省政的商震，將河北特警總隊改名為河北保安隊，仍駐守原防地。
1935年11月24日，河北省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日軍唆使下，在通縣宣布獨立，通電全國，發表《自治宣言》，宣稱：“自本日起，脫離中央宣布自治，舉聯省之先聲，以謀東洋之和平。”不久又改名“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該“政府”管轄著冀東22縣，殷汝耕自任自治政府政務長官，軍政大權均被日本人操縱。
殷汝耕兵力不多，將河北保安隊更名為冀東保安隊，內部人事安排仍維持原狀，歸偽政權統轄。冀東保安隊成為漢奸政權的統治工具，張慶餘等人自覺臉上無光，但沒有勇氣和漢奸政權決裂。他們密派信使赴保定，向商震請示如何處置此事。
商震答說：“目前不宜與殷汝耕決裂，可暫時虛與委蛇，餘當負責向政府陳明。”既然國民黨政府尚且允許冀東偽政權存在，張慶餘等人也就以此為由聊以自慰，過著苟且偷安的生活。
殷汝耕賣國投敵的行徑，遭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譴責。張慶餘的兒子知道其父在偽冀東政權中任職，認為這是忤逆叛國，有辱先人，於是登報與他脫離父子關係。許多冀東保安隊官兵的親友鄉黨，也都視他們為十惡不赦之徒。在全國輿論的壓力和眾叛親離的局麵下，張慶餘、張硯田等人深感不安，但迫於形勢，不敢輕舉妄動，隻得暫時忍辱，等待時機反正。張慶餘曾對其妻說：“我的意思現在不便明言，但將來總有分曉。你可轉告兒子，叫他耐心等待，日後看乃父的行動吧！”
1935年底，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張慶餘、張硯田都覺得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向宋哲元表明自己的心跡。為避免引起日本人和漢奸的注意，宋哲元特邀他們到宋宅秘密會晤。宋哲元對他們說：“素悉二位熱愛祖國，近又聽俊傑（按：張樹聲字，張為河北哥老會首領，為他們與宋哲元聯係牽線）兄說，二位願合力抗日。本人代表政府表示歡迎。”繼而，宋哲元又囑咐他們要加強軍事訓練，做好準備工作，以防日軍侵略。宋哲元還分別贈送他們兩人一萬元。張慶餘、張硯田十分感動，一再表示效忠國民政府。此後，宋哲元不再歧視冀東保安隊，並努力爭取團結他們。後來冀東保安隊反正，就與宋哲元做的工作有很大的關係。
七七事變爆發後，張慶餘、張硯田派心腹和二十九軍取得聯係，向馮治安請示機宜。馮治安說：“現在我軍同日軍是和是戰尚未決定，請你轉告張隊長，暫勿輕動。待我軍開戰時，請張隊長出其不意，一麵在通州起義，一麵分兵側擊豐台，以收夾擊之效。”馮治安囑咐說，可委派心腹人員與二十九軍參謀長張樾亭經常保持聯係。張樾亭將冀東保安隊第一、第二總隊編入戰鬥序列。
張慶餘等以“配合皇軍”為名，使冀東保安隊一萬餘人的隊伍得以集結，為起義創造了條件。7月28日，日軍大舉進攻二十九軍，南苑等北平近郊相繼發生激戰。張慶餘、張硯田認為部隊起義時機已到，決定當天夜裏十二時在通州起義。夜12時，張慶餘、張硯田聯名通電全國，宣告起義。
冀東保安隊關閉城門，斷絕城內交通，占領電信局及無線電台，並包圍冀東偽政府，活捉了大漢奸殷汝耕（後趁看押士兵不備，逃脫）。同時，另一部起義官兵前往西倉，捉拿了通州日本特務機關長細木繁（後被擊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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