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18日，經過蔣介石的批準，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宋哲元親任委員長。委員會裏，西北軍、東北軍和親日分子三足鼎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在日本人眼裏是華北自治政權，在南京眼裏是地方政府，算是對日本和南京兩方麵都有了一個交代。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二十九軍迅速擴充為五個師，共計48個團，總兵力達10萬以上，成為華北最大的地方武裝集團。由於訓練水平的提高和武器裝備的改善，此時的二十九軍，堪稱中國戰鬥力最強的部隊之一。宋哲元也由此一躍而成為華北首屈一指的實力人物。
但是宋哲元的日子並不好過。平津河北的形勢，並未因二十九軍進駐而平靜。二十九軍因受到《辛醜條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的製約和中央的旨令，忍辱負重綁住手腳，一舉一動都受到極大限製。而日本方麵驕橫跋扈，恨不得天天挑起事件，時時刁難。若不是東京本部的限製，駐華少壯派軍人早已大打出手了。宋哲元周旋於各種勢力之間，哪一方都不能得罪，日子自然過得並不舒心。
1935年11月3日，國民政府宣布實行幣值改革，要求各地把白銀上繳中央。日本駐華武官高橋坦代表日方及華北駐屯軍向宋哲元提出“華北金融緊急防衛綱要”，要求禁止現銀南運，並告誡宋哲元：“白銀國有與華北現銀集中上海，皆危及華北經濟，阻礙日本帝國利益，蹂躪日本近年對華北主張，如貴方不能防止和徹底處置，日本方麵將以實力實現自己目的。”
日本人口中的“實力”是個什麽樣子？11月13日，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下達751號作戰命令，命令獨立混成旅團陳兵山海關古北口等地。旅順口的球磨號巡洋艦，青島號驅逐艦都在駛往大沽口。兩中隊飛機輪番在北平上空示威。從自身角度考慮，宋哲元擔心白銀南運後，失去對地方財政的控製能力，更加受中央掣肘。於是宋哲元在11月13日下令禁止白銀南運，公開與中央政府決策唱反調。
關東軍沈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在10月調往天津，兼任華北駐屯軍特務機關長。他幾乎天天纏著宋哲元，逼迫他接受脫離中央的“華北高度自治方案”。11月11日，土肥原給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在11月20日以前必須實行，否則日軍將以五師取河北，六師取山東。南京方麵如增加兵力，日軍將全力遏止。倘若宋哲元不答應，日軍將擁戴溥儀入關主持平津大局。
如果宋哲元完全拒絕，那麽盧溝橋事變就可能提前到1935年發生。宋哲元出於民族大義，準備拒絕，但是他的親信肖振瀛建議給日本答複時留有餘地，同時給國民黨中央施壓。就在土肥原賢二發出最後通牒的當天，宋哲元向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五全大會拍發了一份電報，要求蔣介石“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將政權奉還於國民”。
電報發出，引起國民黨高層的極大震動。因為訓政即中央集權製度，是蔣介石一再強調的，而憲政即實行民主議會製度，還權於民就是地方有自主權，在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之間。孔祥熙和青島市長沈鴻烈等人也向蔣密告宋哲元有自治之勢。日本國內報紙紛紛傳言，華北五省三市（北平、天津、青島）將成立“防共自治委員會”，同時，中國的漢奸們也大呼小叫，紛紛出籠，霎時間自治之聲，甚囂塵上。
蔣介石憂心忡忡，采取了兩手策略。一方麵給宋哲元發電大加勉勵，要求他不要“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單獨對日方交涉。同時，蔣介石調兵遣將，準備北上，以武力解決問題，宋哲元如果對日媾和，那麽就將成為討伐的對象。
土肥原發出通告，宣布華北新政權成立大會將於11月20日在北平舉行，但是令土肥原意外的是，11月18日，日本內閣開會討論對華方案，鑒於關東軍調兵威脅平津，有使事態擴大的可能，決定華北自治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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