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年的“七君子”中，王造時是結局最悲慘的一個。上海解放後，除鄒韜奮、李公樸逝世外，其他四位“君子”都調到北京：沈鈞儒擔任最高法院院長，章乃器任糧食部部長，沙千裏為商業部部長，史良為司法部部長，而王造時則失業於上海。
因為生活的磨難，王造時的長子、次子及長女都患了精神病，小女因不與他劃清界限，成了“小右派”，被紅衛兵剃成陰陽頭遊街，在憂鬱中患了癌症。王造時於1966年被關進上海第一看守所，關押了五年，他受盡折磨，終因患了“肝腎綜合症”而病逝。
蔣介石是“七君子事件”的製造者，多少年來已成定論，極少有人懷疑。而1978年之後，這一說法受到了質疑。
2004年3月27日中午，在上海福壽園舉行的“七君子”銅像揭幕儀式結束後，鄒韜奮女兒、中國韜奮基金會秘書長鄒嘉驪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現在我們的史書在涉及“七君子事件”時，都說是國民黨當局為了鎮壓抗日民主運動，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但從日本友人提供的1936年日本駐華外交人員給日本陸海軍頭目的八封密電中，可以發現，“七君子事件”的黑手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正是他們的幕後施壓，才造成了“七君子事件”。
鄒嘉驪出示了1936年日本軍令部（當時日本海軍最高統帥機關）的一份內部文件，這是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的，因為這些密電時過半個多世紀在日本得以解密，從而使一些曆史真相大白於天下。文件內有當時日本陸海軍參謀本部和日本駐華外交機構來往的23封密電，其中有八封密電涉及了“七君子事件”。
這些密電鐵證如山，證明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幕後給國民黨上海市政府施加了種種壓力，並指名道姓地要國民黨當局逮捕“七君子”，這才迫使國民黨當局製造了“七君子事件”。
鄒嘉驪說，這些密電終於揭開了一個曆史的謎團，證實了“七君子事件”的主使者正是日本軍國主義者。
“七君子”逮捕前，上海市秘書長俞鴻鈞曾對日方表示，對沈鈞儒等人早已監視之中，但是要有確鑿證據才能加以逮捕。而日本領事寺崎卻說“要等確鑿證據那將遙遙無期”，必須立即動手，並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陸戰隊相威脅，說“倘使今後再惹起同樣事態，說不定將發生不測的情況”。
“七君子”逮捕後，俞鴻鈞立即通知了日方，市長吳鐵城還向日方訴說了逮捕之苦心。鄒嘉驪出示的這些證據，揭露了日軍是這起事件幕後黑手。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