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戰爭全麵爆發的前夕，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正在進行著一場前所未有的秘密聯係。1937年6月26日，周恩來就紅軍指揮問題致電蔣介石，陳述中共的立場，顯示了中共方麵的誠意。
麵臨日軍步步緊逼的威脅，曾經兵戎相見的國共兩兄弟，準備再度聯手，罷兵休戰，一致對外。畢竟，國共之爭隻是兄弟之爭，而中日之爭，卻是兩國交戰。
就在蔣介石對剛到陝北、立足未穩的中央紅軍大動幹戈之時，卻在另一條戰線和中共進行著一場秘密的接觸。1935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八一宣言”，向國民黨發出了一致對外的訊息。蔣介石並非酒囊飯袋之輩，很快捕捉到了這條重要訊息。蔣介石意識到，在國內反日情緒高漲的形勢下，對此不能無動於衷。
令人驚異的是，國共之間的這次秘密接觸，竟然不是在國內，而是在萬裏之外的“紅都”莫斯科。
1935年12月上旬，中國政府駐蘇武官鄧文儀回國述職，受到蔣介石的召見。蔣介石單刀直入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你馬上返回莫斯科，去見王明。問問政治解決他們的可能性。”鄧文儀在南京過了元旦，匆匆趕回莫斯科。
1936年1月的一個晴朗的黃昏，鄧文儀嚐試著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處寫了一封信，請他們代轉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轉達國民黨方麵希望與中國共產黨秘密會談的意向。但王明弄不清鄧文儀的來意，未有回音。
急不可待的鄧文儀，把求助的目光對準了一位特殊人物。他就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駐莫斯科代表胡秋原，希望能轉達與王明接洽的信息。就是這位胡秋原，在50年後毅然從台北來到北京訪問，震驚了世界。
胡秋原很快把訊息傳達過來。中共代表團收到信息後，專門召開會議研究對策。雖然大家對國民黨方麵的真實意圖無法判明，但最後決定先派潘漢年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的名義出麵與鄧文儀見麵，以摸清對方虛實。
1936年1月13日，潘漢年在胡秋原的寓所會見了鄧文儀。由此，一波三折的第二次國共談判序幕，徐徐拉開。
蔣介石執意要和共產黨聯係上，當然不會僅僅依靠一個鄧文儀。在鄧文儀回國前，蔣介石已讓陳立夫設法去找共產黨了。過了1936年元旦，蔣介石見到宋慶齡，適度地表示了政治解決國共關係的意向，並感歎說客的缺乏。宋慶齡向這位年長的妹夫投去疑惑的一瞥後，答應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幫蔣的忙。
至此，蔣介石開通了三條渠道，向共產黨拋去了政治解決兩黨衝突的繡球。蔣介石政治解決的底牌：共產黨必須承認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權威。
宋慶齡見過蔣介石後，立即著手與共產黨的聯係工作。她的努力較之蔣介石本人要實際得多，周密得多，細致得多。1月下旬，宋慶齡委托董健吾帶一大包以她的名義慰問紅軍的雲南白藥及她自己電台呼號密碼，化名周繼吾，以財政部調查員的身份趕至西安，準備入陝北蘇區。
1935年12月底，CC係首領陳立夫也奉命尋找共產黨。中統消息靈通，沒幾天已通過諶小岑與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聯係。1936年元旦前，中共北方局決定派周小舟和呂振羽前往南京，秘密接觸國民黨，探詢對方的真正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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