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托管理事會在1955年姑息了貝貝參加菜茵浩森冶煉廠的股東大會，那麽，貝貝采取的下一步驚人之舉時，則受到受托管理人的強烈反對。1957年9月，拜茨加人萊茵浩森冶煉與煤礦股份公司監事會，並擔任監事會主席。同時，他還將漢斯·卡倫博士安排到了董事會，雖然卡倫同時也是克虜伯康采恩技術中心的領導，他負責生產。受托管理人向他們的最高報告機構（按照巴黎協議，這個機構是聯邦政府），寫了一封莫名驚詫的信。如果克虜伯讓貝托爾特·拜茨這個人擔任萊茵浩森監事會主席，他們如何才能完成出售任務呢？而這個任務本來就非常困難，這

    是無法容忍的。而在波恩，克虜伯一再提出的抗議也不是沒有效果。聯邦經濟部給他們回了信，信中隻包含一些安慰性的、協調性的套話：拜茨最近所造成的事實並沒有違背康采恩解散法。路德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立即氣憤地回信，如果真的如此，那麽請聯邦政府以書麵形式通知他，並且請聯邦經濟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親自在上麵簽字。但是經濟部的官員們很頑固。副部長路德維希·卡特施特勞特非常友好地複了信，但很堅決，他信中說，聯邦政府通過他向受托管理人通知，希望能主動減輕克虜伯的重擔。

    拜茨取得了明顯的勝利！但隻靠拜茨一個人嗎？肯定不是。他的行動很有步驟，這場反對梅萊莫條約的鬥爭進行了周密的計劃，他們還很聰明地充分利用了當時的政治及公眾輿論的有利形勢。所有這些都說明，在這個謀略背後有一個冷靜的、有戰略眼光的人。所有這些都說明二柯爾弗裏德是這場戰鬥的主謀，拜茨是衝鋒陷陣的人。多少年來，他們兩個坐在克虜伯的主樓阿爾弗裏德的辦公室裏，在克虜伯公司創始人阿爾弗雷德·克虜伯油畫的嚴肅的雙眼注視下，長時間地交談，談論梅萊莫條約。梅萊莫條約已經成為板上定釘的事情，而阿爾弗裏德無論如何不想履行這個條約。他的這一想法在那些有同樣命運的德國公司中也是唯一的。代鋼鐵生產正經曆著高度繁榮。與剩給阿爾弗裏德的那些加工企業如發動機廠相比，萊茵浩森可以付給工人更高的工資和較高的聖誕節獎金。1955年，萊茵浩森甚至可以造得起一幢高度現代化的辦公樓，全部由石頭和玻璃構成。這在50年代是許多建築師的夢想。而拜茨和阿爾弗裏德卻隻能仍然在埃森辦公樓的第三層辦公，這幢辦公樓是1939年建成的，外麵看是比較昏暗的一個建築物，裏麵的牆皮還不斷剝落。這樣的辦公樓與拜茨原先想象的那個現代化、發達的康采恩形象一點都不相稱。而受托管理人卻不這樣認為，拜茨根本不想去想這件事！

    7.危機到來掉船頭

    克虜伯的財務部長施羅德發現企業患了流動資金梗塞症，於1962年6月30日在商業報紙上發表了《財務心肌梗塞》的文章。一些評論家認為，盡管康采恩的規模不斷擴大，但對它的管理仍然象對待一個中等企業一樣，管理過程中更多地是感情用事，而不是專業管理。這不僅針對阿爾弗裏德，他感覺自己對過去而不是對未來更負有責任，也針對貝托爾特·拜茨，他隻把將來看成是萬能的良藥。此外，這兩個占統治地位的人物無法容忍其他任何一個強人在自己的身邊。但是，不僅康采恩的管理形式是中等企業模式（《法蘭克福郵報》辛辣地把康采恩與街角的糕點銷相比），而且它的結構也一如既往。公司仍然是各個個體公司的密集體，它一直沒有發展成一個真正的康采恩，而且也不具備相應的方案、相應的戰略。克虜伯封閉性的信息政策也是中等企業作法。隻有萊茵浩森的冶煉廠在康采恩解散時發展成了股份公司，因而有義務公開其帳務，除此之外。沒有一家克虜伯工廠公布數據，甚至也不向公司的信貸銀行公布。一年中隻有一次，當阿爾弗裏德舉行傳統的慶祝會時，現在更多地是在埃森大廳裏舉行，他才給大家做一次類似的商務報告。但是除了銷售額和職工人數，報告中幾乎缺少所有的有關數據，外來人是無法大致了解康采思的財務狀況的，失去了公眾這個監督機製。而施羅德所說的導火線在繼續燃燒。

    施羅德的文章在阿爾弗裏德家中引起了真正的轟動：貝托爾特和哈拉德去找他們的哥哥阿爾弗裏德，請求他，不能忽視已經被辭掉的財務部長的警告。這是極其不尋常的舉動。阿爾弗裏德的弟弟妹妹們從小就受過教育，不能反對兄長的意見，並且不能於涉公司事務。早在阿爾弗雷德大帝時就這樣做了，為了使家庭事務與公司分開來，這肯定是一個明智的決定。現在貝托爾特和哈拉德從他們的陰影中走出來，這表明，他們的內心極其不安。阿爾弗裏德的反應是否定的。他又下次麵臨抉擇，要在一場衝突中選擇，衝突雙方首先是拜茨和施羅德。他難道不想問一問，他是否選擇了正確的康采恩領導？難道他已經沒有力量再來一次新的開端嗎？特別是，這是與他自己有關的。是否拜茨被他的政治成就衝昏了頭腦，以至於他看不到眼前的事情，以至於他忽視了牆上的不祥之兆？這不祥之兆用施羅德的話講就是：

    “流動資金很貴，但不流動資金更昂貴，因為，它會使人喪失立足之本。”

    阿爾弗裏德眼睛沒有瞎，他讓他的新任財務經理阿諾·澤格去平息公眾的憤怒波濤，並指出，短期債務與資產負債總額的比例大約是30％，這與曼納斯曼和萊茵鋼材公司的情況一致。其間國外也表現出不安來，這一切已不足以平息不安，甚至聯邦政府也參與進來。聯邦政府與德意誌銀行發言人赫爾曼·約瑟夫·阿波斯一起聲明，克虜伯的財務是穩定的。到那時為止，這對聯邦政府來說，是一件異乎尋常的事件。這隻有一個解釋，克虜伯這個名字又有或者說還有它的象征意義。但它的內容卻發生了變遷：克虜伯已經從德國好戰的代表變成了德國勤奮能幹的招牌。

    1966年9月15日夜至16日淩晨，拜茨與阿恩特進行了最後一次決定性的會談。會談後，在那張將他從皇帝寶座上拉下來的文件上，阿恩特簽了字。這樣，他放棄了他的遺產，這份遺產據估計價值50多億馬克，單單他應得的那份合法遺產就有250億馬克。作為放棄遺產的回報，他每年都獲得退休金，這筆退休金在當時價值Zbo萬馬克。他還獲得了布律巴荷宮。直到今天，都沒有人知道，這兩個人直到深夜都談些什麽內容。沒有人知道，是否阿恩特受到了不斷形成的壓力？壓力程度有多大？但我認為，可以想象，阿恩特的確認為他這一步是有必要的，因為他很聰明。也許在他身上也具備一些克虜伯的家族精神，即，習慣於將個人的幸福置於集體幸福之後，即使從外麵看不出來，但卻隱藏在他的花花公子舉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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