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從一個反叛作家變成了一個封建小朝廷的官吏和宮廷文人，但是，他的內心是充滿著矛盾的。由於行政工作，他接觸現實，了解社會，克服了狂飆突進的幻想，增添了腳踏實地進行改革的動力。但是他的改革遭遇重重阻力，很少奏效。是繼續這樣為魏瑪公國勤勉工作呢，還是超脫世俗，用足夠的時間和精力為人類譜出理想的高歌？是克製自己，向環境妥協呢，還是任憑自己詩人的感情與想象向遠方馳騁？這樣的矛盾糾纏著歌德。然而為了行政工作，他不得不在許多方麵對外妥協，對己克製。為此他常常感到痛苦。他曾一度對政務厭倦，埋頭於自然科學研究，發現了人的顎間骨。1786年9月，他再也不能忍受這種令人窒息的環境，改名換姓，獨自一人乘驛車逃離魏瑪，來到了他早已向往的意大利，希望在另一個環境中求得新生。
在意大利，他遊遍了各個城市和西西裏島。宏偉的大自然，豐富的文化遺產，淳樸的民間生活，都使他心曠神怡。他仿佛重新“找到了自己”，成為一個充滿著活力和創作激情的人。他對古代藝術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接受美術史家溫克曼的觀點，認為古代藝術體現了一種淳樸、寧靜、和諧的理想的美。他在意大利生活了兩年。1788年4月返回魏瑪，但不再參與政務。
意大利之行使歌德轉入“古典”主義。歌德用新的觀點批判地回顧了自己的過去，放棄了“狂飆”式的幻想而追求寧靜、和諧的人道主義理想。與此同時，歌德恢複了創作熱情，完成了一些他早已動手的作品，其中重要的如《埃格蒙特》、《伊菲格尼亞在陶裏斯》、《托誇多·塔索》以及《浮士德》的部分場景。
曆史劇《埃格蒙特》（1789年）寫16世紀尼德蘭人民的反侵略鬥爭。劇中描寫了許多群眾場麵，描寫了起義前夕緊張的社會矛盾。主人公埃格蒙特是一個同情人民的貴族，他在對敵鬥爭中態度遊移不定，一方麵希望人民得到自由，另一方麵又反對起義，要求人們在暴政麵前保持平靜，“勤懇工作，安分守己”。他的被囚激起了人們的怒潮。全劇在他關於自由的幻想和為自由而鬥爭的呼籲中結束。歌德從1775年就開始寫作這部劇本，因此劇中保留著“狂飆突進”的反叛精神，但這種精神已明顯降低。
《伊菲格尼亞在陶裏斯》標誌著歌德從“狂飆突進”到“古典”主義的轉變。歌德在1779年寫成該劇的散文本。1786年從意大利回來後，又把它改成劇本。這個劇本采用古代的題材，但是主人公伊菲格尼亞不是古代神話和悲劇中那個以智取勝的姑娘，而是一個體現了人性感化力量的理想的女性。她來到陶裏斯後，說服國王廢除了當地屠殺外來人的陋習。當國王因自己的求婚要求不能滿足而欲恢複這一陋習並處死她弟弟的時候，她能用自己高貴的德行和真誠的感情打動國王，啟發國王內心的善，終於放走了他們。劇本表現了歌德以純潔人性消除邪惡，以道德感化打動統治者完成社會改良的思想，體現了他的人道主義理想。劇本用古代戲劇的風格寫成，形式完整，語言簡練。
1790年完成的劇本《托誇多·塔索》以16世紀著名意大利詩人塔索的身世為題材，寫他從一個敢於揭露宮廷腐敗的反抗者變成一個自我克製、安於現狀的庸人。塔索在菲拉拉宮廷的遭遇頗似歌德自己在魏瑪的處境。塔索形象中也包含著作家本人的體驗。因此歌德曾說“這個劇本是我的骨頭中的一根骨頭，我心中的一塊肉”。
歌德的思想矛盾在法國大革命時期表現得更加明顯。革命爆發時，他熱情歡呼，也能認識到這次革命將是“世界曆史上的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但是，隨著革命的深入，他卻轉為憎惡革命，抵製革命，甚至寫作品嘲笑革命群眾（如《威尼斯銘語》的某些部分、劇本《大科普塔》、《市民將軍》和《受鼓動的人》）。歌德讚成“合乎自然，和平的發展進化”，不讚成革命的暴力。
在這時期，歌德對自然科學有極大的興趣，研究過植物學、昆蟲學、解剖學、光學和顏色學。他把自然界看成一個互相聯係的不斷進化的整體，努力尋找所謂“原形態”。但是他隻承認量變，不承認質變。
1794年，歌德與席勒訂交，開始了這兩位偉大作家互相合作的10年。他們倆在魏瑪共同主辦劇院，主編文藝雜誌，合作寫成了一批詩歌作品。1796年他們合作所寫的400多首警句詩，無情地諷刺了當時文化界的不良現象。1797年。他們又一起寫了一係列謠曲，其中著名的《掘寶者》、《魔術學徒》、《科林斯的未婚妻》等就是歌德此時創作的詩篇。與此同時，他倆還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一些重要作品。歌德寫出了《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1795~1796）、《赫爾曼與竇綠苔》（1797年）和《浮士德》第一部（1808年出版）等，成為他一生中又一個新的創作豐收時期。
《赫爾曼與竇綠苔》是一部古典牧歌式的敘事詩，描寫法國大革命時期，德國某小鎮上一個家境寬裕的青年與萊茵河左岸逃難過來的姑娘的愛情故事。歌德反對大革命帶來的混亂，而讚美封建宗法式的田園生活。
進入19世紀以後，歐洲與世界都有了很大的變化，歐洲人民與封建勢力的鬥爭仍在進行；資本主義工業化促進了科學技術的大發展，也使得歐洲一些國家的勞資矛盾日益顯露；與此同時，世界文化交流空前頻繁，東方文化大量傳入歐洲。歌德以極大的興趣來接受新事物，對於當時興起的許多自然科學學科和許多工程建設計劃，諸如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的開鑿計劃，他都很熱心。他還研究了傅立葉、聖西門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著作。這種好學不倦，積極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態度，表現歌德寬闊的胸懷和不斷追求更高理想的進取精神，雖不能使他克服內心的矛盾，擺脫庸人習氣，卻能幫助他保持不斷前進的內在動力，了解時代的先進思潮。
歌德曾以極大的興趣研究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中國的文學與哲學，神遊於東方世界，寫出大量詩歌，後來收集在《西東合集》（1819年）中。他在看到了《好逑傳》、《玉嬌梨》、《花箋記》等中國小說和中國詩歌作品的譯本之後，大為讚歎，甚至模仿中國詩歌的風格寫了14首抒情詩，題名《中德四季晨昏吟詠》。文化交流大大擴充了歌德的文學視野，使他預見到從民族文學向世界文學發展的前景，從而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的著名論斷。
歌德的晚年是在隱居生活中度過的。他以驚人的毅力埋頭寫作，完成了一些重要作品，如長篇小說《威廉·邁斯特的漫遊年代》（1820~1829）、《親和力》、自傳《詩與真》、（1811~1830年間完成，共4卷）《意大利遊記》（1816~1829）、《出征法國記》（1822年）等，當然，最重要的是完成了他“畢生的主要事業”——詩劇《浮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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