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對手的悲涼

    一

    敘述過莊子的五次出訪，再來說他同惠子的八番論辯。

    莊子思想深邃，才氣縱橫，視野開闊，且又浮雲富貴，糞土王侯，無論在精神追求、生命格調、生活情趣哪個方麵，都超離於凡塵濁世。這樣一來，就麵臨著一個知音難覓，曲高和寡的問題。“堪憐舉世嫌疏闊，誰與斯人慰寂寥？”所幸他的同鄉中還有一位學富五車、辨才無礙的惠施，不僅博學多聞，而且，對於探索知識、追求真諦，也有著同樣濃厚的興趣。於是，他們就結為真誠的朋友，同時又是旗鼓相當、各擅勝場的論辯對手。在先秦時期，這兩位分別在哲學與科學領域同時攀上巔峰的頂尖人物，攢集在一起，有如雙星聚耀、奇峰對峙，相映生輝。這在中外思想文化發展史上，都成了動人的佳話。

    兩個理想的論辯“搭檔”，同時又是一對“歡喜冤家”。他們雖然具有相同的曆史文化淵源、理論觀念背景和相對自由的心態；但在個性、取向、情趣、品格方麵，卻判然有別，甚至大相徑庭。對於惠子，莊子一方麵欣賞其知識淵博，學富五車；另方麵，又為他的詭辯、偏執，“逐萬物而不反（不知回頭）”，“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而深感惋惜，不時地加以勸誡。

    不過，他們之間的顯著差異，恰恰為其學術論辯、思想交鋒提供了必要的張力。兩人隻要見麵，便都開啟靈府的閘門，展開滔滔的雄辯，盡管很少出現某一方拳拳服膺、由衷信服的結局，但那種相互駁詰、相互激活、相互吸引、相互砥礪的場景，總還是令人心動神馳的。

    智慧的火花隻有在碰撞、敲擊中才能閃現。學術發展進程中，如果沒有對立麵，也就失去了激活的動力，無法使各自的論說更趨充分、縝密和完善，直至促進思辨的深化。從這個意義上說，莊、惠的結成“對子”、成為朋友，不是由於相同，而是由於不同。越是不同，便越能在論辯中，各展詞鋒，從而奇觀迭起，波瀾湧蕩，逸趣橫生。應該說，正是由於有了惠子的批判、問難與叩擊，才使莊子獲得了展示思想、闡釋見解、激發活力、調整知識結構的場所與機會。

    就此，當代學者鄧聯合有一段很剴切的論述：

    古代學者，一般的看法是，內七篇為莊子親筆所寫，集中且真實反映了莊子思想原貌。而按照明末清初的大學者王夫之的觀點，這最精彩、最重要的七篇文章，很可能是莊子由於同惠施辯論受到對方思想的“刺激”而寫出的，或許徑直就是莊子為了反對惠施的思想而作。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麽，我們就可以說，沒有惠施以及他對莊子的屢屢刁難，也就沒有《莊子》其書，以及思想家莊子其人了。

    這是從莊子的角度講的，若是把“主觀鏡頭”掃向惠子：

    作為哲學家，惠子的文章一篇也沒有流傳下來，他那許多深刻的思想，是依靠《莊子》一書才得以傳世的，而其他的先秦典籍一概沒有具體記述。從這個角度說，惠施真得要感謝莊子或莊子的弟子，他甚至還欠了莊子師徒一個“大人情”呢！

    關於惠施的生年，學術界大體有兩種意見：曆史學家侯外廬先生在其所作《惠施行年略表》中講：公元前334年，惠施三十六歲，為魏相；公元前322年，惠施四十八歲，被張儀逐至楚，轉入宋。這就是說，惠子出生於公元前370年，長莊子一歲。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早在公元前390年，惠子就出世了。不管如何判定，有一點是絕無疑義的，那就是惠施死在莊子之前。

    惠子因病辭世，大約在公元前310年。這一年，莊子剛好六十周歲。

    對於惠子的病逝，莊子是悵憾重重、深情悼惜的。《徐無鬼》篇記載：

    那天，莊子給一位親友送葬，路過已經作古的老朋友惠施的墓地。憶起往昔兩人的親密交往，不禁感慨叢生。他回過頭來，對跟隨在後麵的弟子說：

    “楚國首都郢城有個泥畫工，用白堊土在牆上作畫，不小心，將一塊白土滴在了自己的鼻尖上，很小，像蠅子翅膀一樣。他就請匠石師傅替他削掉。匠石站在他的麵前，看了看，便揮起了斧子，照準鼻尖砍去。伴隨著斧頭帶起的呼呼風聲，那小塊的白堊土已經幹幹淨淨地削除了，鼻尖卻沒有受到絲毫損傷。其時，無論匠石怎麽“運斤成風”，郢城那個泥畫工，總是鎮定地站在那裏，麵不改色。

    “後來，這件神妙無比的事，被宋元君聽到了。他便把匠石請過去。說：‘你幹得真漂亮。那就麻煩你，再給我表演一次吧。’

    “匠石說：‘要論我的功夫，確實能做得到。隻是，這並非個人所能完成的，需要有個鎮靜不動的人予以配合。而我的那個搭檔—郢城的泥畫工，已經死去多年了。’”

    說到這裏，莊子停頓了一下，然後接著講：

    “自從惠施先生去世，我就再也沒有夠資格的對手了，再也沒有能夠交談的對象了。”

    原話是：“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漢代的劉向在《說苑》中也有類似的記載：“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閉著眼睛長時間不發一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無以為質”也好，“莫可與語”也好，說的都是失去對手的曠世悲涼。言下流露出一種知音難覓的傷感。

    尋覓知己，“求其友聲”，這是祖國傳統文化的一項重要內容，自古就流傳下來許多動人的佳話。《淮南子》記載：“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停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

    者也。”

    原來，春秋時代，楚國郢都有個叫伯牙的人，善於鼓琴，而鍾子期善於聽辨。伯牙鼓琴，誌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誌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鼓琴每動一念，鍾子期均能得之。後來，子期病死，伯牙謂：世上再無知音，乃破琴絕弦，終身不複鼓琴。到了明代，小說家馮夢龍又踵事增華、添枝加葉，編成了話本，並附上詩句：

    摔破瑤琴鳳尾寒，子期不在對誰彈？

    春風滿麵皆朋友，欲覓知音難上難。

    感時追昔，寄慨遙深，看了令人唏噓久之。

    二

    “戰國從（縱）橫，真偽紛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①那些奮逞口舌的辯士，為了“播其聲”、“揚其道”、“釋其理”，以打動“時君世主”、擊敗對方，創造、發展了一種思想直接交鋒的話語方式，即後世所說的“辯對文化”。其功能至強，作用至大，所謂“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而形式則多種多樣，或論證，或駁詰；或設喻取譬，或引經據典；或從個別事物推演普遍性的結論，或通過闡釋普遍原理而引發新知。不管采取何種形式，運用邏輯思維、通曉世事人情、嫻熟語言技巧，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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