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左宗棠親力親為，家傳、書籍、實驗、請教老農等多種方法並舉，並考察當地的地理環境、時節氣候、土壤水利等諸多問題，最後選出最優農作物，資助農具、種子，教以農民耕種之法，往往頗有所成，不僅可供納稅、自給自足，還時有餘糧。左宗棠對此鼓勵“民勤耕織，衣被之餘轉售海舶”，以此走上脫貧致富的道路。傳統織布人工投入多、成效慢，左宗棠後來還在多地分別開設蠶棉館、織呢局等近代紡織企業，促進農桑的市場化流轉。
左宗棠數十年轉任多地，處處皆以農桑為要，並以農學專家的身份親臨指導、籌劃農事，使得一方農業生產大有轉機。為此，他頗為自豪，自認為平生所長非軍事，而是農學。農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之重要，是生存的根基所在，因此他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秉承耕讀家風，不要為官，僅以農夫長於世。為此，他還作了一聯忠告親族子弟：
縱讀數千卷奇書，無實行不為識字；
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還是耕田。
耕種離不開水，左宗棠因而十分熱衷於興修水利、開溝渠，直到年老病殘仍念念不忘。涿州、天津、朱家山河等水利工程，揚州、高郵、清江浦等運河堤工，左宗棠無一不帶病親巡。水利就是農桑的生命線，而農桑就是民眾、社稷的根基。興水利固農本，左宗棠為此操勞一生，死而後已。
而在商業上，紓商力任商辦，說起來就六字真言，左宗棠為此卻同樣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要知道，在當時仍舊堅持重農抑商的大環境中，為商人、商業尋找新的發展機會，那是相當不容易的。
首先說紓商力，重點是革新除弊，減輕商人賦稅。當時，田賦、鹽課、茶課成為清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田賦主要是農業上的事情，拿來販賣交易的不多，因此重農抑商之下，雜稅苛捐最多的就是鹽課和茶課。以茶課為例，除去正課、厘金以外，雜課便有捐助、養廉、充公、官禮等四項，課稅繁重已極，遂茶務不興，商賈畏茶。而鹽課同樣捐課極多，“軍標、馬價、盤費、欽工、普育、鼇峰等六款帑息”，已減去鹽商半利以上，加之如茶課般的各種陋規盤剝，所剩寥寥無幾。左宗棠以為要重興鹽務、茶務，就非得減少課捐，增加商力不可。因此，紓商力以利其源，商務才能繁盛發達，這樣一來商途坦蕩，從商者多，商殷則國課亦會隨之增多，兩相得力，何樂而不為呢？左宗棠深知，清廷之所以壓抑商力，一方麵固然是怕從商者多而務農者少，有損國基，畢竟在農業社會，以農為本是十分正確的原則；而另一方麵，清廷也擔憂商賈富裕之後，易滋生亂象，朝廷不易管控治理。因此，絕途於商道，使其歸返農務，是清廷最願意看到的事情。但如此一來，麵對日新月異的世界大觀，麵對工業的強勢來襲，則無異於作繭自縛。為是，左宗棠麵對積弊已久的陋規進行革新除弊，鼓勵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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