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左宗棠親力親為,家傳、書籍、實驗、請教老農等多種方法並舉,並考察當地的地理環境、時節氣候、土壤水利等諸多問題,最後選出最優農作物,資助農具、種子,教以農民耕種之法,往往頗有所成,不僅可供納稅、自給自足,還時有餘糧。左宗棠對此鼓勵“民勤耕織,衣被之餘轉售海舶”,以此走上脫貧致富的道路。傳統織布人工投入多、成效慢,左宗棠後來還在多地分別開設蠶棉館、織呢局等近代紡織企業,促進農桑的市場化流轉。

    左宗棠數十年轉任多地,處處皆以農桑為要,並以農學專家的身份親臨指導、籌劃農事,使得一方農業生產大有轉機。為此,他頗為自豪,自認為平生所長非軍事,而是農學。農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之重要,是生存的根基所在,因此他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秉承耕讀家風,不要為官,僅以農夫長於世。為此,他還作了一聯忠告親族子弟:

    縱讀數千卷奇書,無實行不為識字;

    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還是耕田。

    耕種離不開水,左宗棠因而十分熱衷於興修水利、開溝渠,直到年老病殘仍念念不忘。涿州、天津、朱家山河等水利工程,揚州、高郵、清江浦等運河堤工,左宗棠無一不帶病親巡。水利就是農桑的生命線,而農桑就是民眾、社稷的根基。興水利固農本,左宗棠為此操勞一生,死而後已。

    而在商業上,紓商力任商辦,說起來就六字真言,左宗棠為此卻同樣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要知道,在當時仍舊堅持重農抑商的大環境中,為商人、商業尋找新的發展機會,那是相當不容易的。

    首先說紓商力,重點是革新除弊,減輕商人賦稅。當時,田賦、鹽課、茶課成為清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田賦主要是農業上的事情,拿來販賣交易的不多,因此重農抑商之下,雜稅苛捐最多的就是鹽課和茶課。以茶課為例,除去正課、厘金以外,雜課便有捐助、養廉、充公、官禮等四項,課稅繁重已極,遂茶務不興,商賈畏茶。而鹽課同樣捐課極多,“軍標、馬價、盤費、欽工、普育、鼇峰等六款帑息”,已減去鹽商半利以上,加之如茶課般的各種陋規盤剝,所剩寥寥無幾。左宗棠以為要重興鹽務、茶務,就非得減少課捐,增加商力不可。因此,紓商力以利其源,商務才能繁盛發達,這樣一來商途坦蕩,從商者多,商殷則國課亦會隨之增多,兩相得力,何樂而不為呢?左宗棠深知,清廷之所以壓抑商力,一方麵固然是怕從商者多而務農者少,有損國基,畢竟在農業社會,以農為本是十分正確的原則;而另一方麵,清廷也擔憂商賈富裕之後,易滋生亂象,朝廷不易管控治理。因此,絕途於商道,使其歸返農務,是清廷最願意看到的事情。但如此一來,麵對日新月異的世界大觀,麵對工業的強勢來襲,則無異於作繭自縛。為是,左宗棠麵對積弊已久的陋規進行革新除弊,鼓勵商務。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