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我國大門以來，左宗棠就意識到要興複中華，驅除外侮則必須先要自強。而欲自強，則非得采取魏源、林則徐等人所提的主張，“師夷長技以製夷”。列強對中華的興趣首在沿海地區，然後逐漸深入內地，以“溫水煮青蛙”的效果麻痹清廷統治者，讓清廷以為他們隻是誌在通商而無他求。於是，列強在中國肆虐就越來越明目張膽，以致把中國的尊嚴踐踏在腳下。
左宗棠通過多年對西洋各國的研究，知道他們並非隻求通商這麽簡單。兩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國失去的不僅是各通商口岸的大部分經濟收入，更有領土主權、司法主權、外交主動權等各項國家主權。主權喪失，遠比經濟利益的損失嚴重，它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尊嚴和子民已經被他國蹂躪。任由他人踐踏、蹂躪，左宗棠以為之所以出現這種令人不堪、引以為恥的後果，究其本源是因為國家的懦弱和貧窮。因此，自強求富才是結束這種羞辱的根本之道，而最直接的自強求富之法就是興實業，夯實國家經濟基礎。為此，左宗棠等有識之士便自19世紀60年代開始，走出了一條發展洋務運動以求國家自強富裕之路。
左宗棠選擇的第一項實業就是開創船業，在福建馬尾山下創立福州船政局。而促使他作出這項決定的，便與海防直接相關。因為列強就是憑借堅船利炮從海上打開中國大門的，中國的外侮首先就自毫無抵抗力的海防開始。列強可以驕橫恣肆，就是因為他們有船炮作技術支持。為此，在尋求自強的途中，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仿製輪船。
因此可以說，開創福州船政局，根本上就是近代海防的產物。左宗棠期冀通過使用自建的船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達到驅除外侮的願望。而他的這項決定，在當時遭遇了來自國內國外的諸多阻撓。
輪船對於海防的重要性，誰都無法不正視，然而對於自造輪船，卻頗有一些人持有異議。他們以為造船耗費巨大，收效緩慢，而且造船學習西洋技藝會使人誤以為孔孟之道為無用之學，擔心到時會造成人心解體而國亡。這些反對意見，有些無非是借口、非難，而有些則看似荒唐但實則觸及文化學習層麵。有人以為當時如大學士倭仁、監察禦史張盛藻等人提出人心解體的擔憂是荒唐的，但其實並非完全荒唐。他們雖則排斥西學，以孔孟之道為宗，思想有些狹隘，但是他們狹隘的思想裏，很顯然有著國家意識形態方麵的東西。中學、西技的背後，就是文化在做支撐，後來洋務派越走越遠，以致20世紀開始全民西學，後來更打出“打倒孔聖廟”的口號便驗證了他們以為學習西藝會導致人心解體的擔憂。而那時，清廷確已消亡。
他們的以意識形態來維護一國存亡的方向大致是對的，因為一國之文化和思想都不複存焉，則已非本國。但是，完全排外，完全自大，而不視當時國際環境之惡劣，以及西學強國之必然趨勢，一味反對西學，最終的歸宿必然也是亡國。為此，既欲自強，又不欲亡國，則西學中用，取長補短方為上策。因此，左宗棠則持反對意見，不顧紛起的誹謗，曆陳自造輪船之益。有人以為購買或租借輪船可以快速禦敵，現買現借現用，又不必耗費巨大。但左宗棠以為購買、租借不如自造，因為買或租都隻能解決一時之需，還要看人眼色，時時受製於人，處於被動狀態。而自造輪船，則可保永久，因為既得造船原理和機器，造船廠地址、造船資金、專門人才等都很好解決。造船廠設在馬尾山下，資金可以籌措，人才方麵可以開設專門學堂，請外國專家教授造船技藝和原理。而且，左宗棠以為西藝之中，以造船為最難，隻要把最難的攻破了，其他諸如造槍、造炮等，則容易多了。一通百通，以造船業為核心和基礎，把技藝學到家，則可以迅速擴張其他輕重工業，自求長遠發展之道，而不用再受製於人。如此一來，國家想不強盛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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