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和馬莎在河堤上談話已是幾個月前的事了。從那時起，我就沒見到過她。可是，她和皮果提先生通過幾次信。她熱誠合作，卻尚無結果；我也不能從他告訴我的話中斷定我們此刻能對愛米麗的命運作什麽推斷。我承認我對她的回來已不抱希望，越來越認為她已經死了。
皮果提先生依然堅持那信念。就我所知——我相信我把他那顆誠實的心看得很清楚——他堅信他能找到她。他從來沒有動搖過。他從沒失去過耐心。雖然想到他那堅韌信心一度失去會造成的痛苦我就不安，可他的信心中有一種那麽富於宗教性的東西。有一種那麽表現了深情的東西，它使人感到他的信心植根於他美好天性中最純潔的深處，使我對他越來越敬重。
他並不是一個喜歡無所事事的老實人。他一生都是個踏實吃苦的實幹家。他也知道，當他需要別人幫助他做某件事時，他自己仍需努力做那件事以自助。由於生怕舊船房的舷窗內沒有燈光，他曾夜間步行前往雅茅斯。為了能從報紙上讀到一點和她大約有關的消息，他曾拄杖而行7、80英裏。聽了達特爾小姐告訴我的話，他就乘船去了納不勒斯，然後又回來了。他的旅行都很艱辛；因為他一味省錢，留著找到愛米麗後再給她用。在這所有的找尋中，我從沒聽見他訴苦，從沒聽他叫苦累或說他已感到心灰意懶。
我們結婚以後，朵拉也很喜歡他。他站在她沙發一邊，手拿著他的粗布便帽。我的娃娃妻子怯生生地抬起臉，用驚奇的藍眼睛看著他。這情景好像就在我眼前一樣。有時，日落之後的黃昏，他來和我談話，我把他帶到花園裏，他邊吸煙邊和我慢慢踱步；這時，我就清清楚楚記起他離棄的家，那晚間室外風兒悲號而室內爐火通明的家，在我童年時看來，那個家總那麽愜意。
一天夜裏的這個時分，他告訴我，他前天晚上外出時，看見馬莎在他住所附近等他。馬莎請求他在再見到她之前，無論如何不要離開倫敦。
“她告訴過你為什麽這樣嗎？”我問道。
“沒有，衛少爺，”他沉思著摸著臉回答道。“我也這麽問了她來著，可她說她不能說出來。”
對於這消息，我除了說些相信他不久便可看到她一類的話，沒說什麽別的，因為我已很久不用渺茫的希望來給他打氣了。我也說不出這消息在我心裏引起了什麽樣的臆測，而且那些臆測也是很沒把握的。
大約兩星期後的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在花園裏散步。我對那一夜的情景記得很清楚，那正是米考伯先生那樣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第二天。已經下了整整一天雨，空氣中還是濕濕的。樹上的葉兒茂茂密密，吸飽了水而下垂著；雨已停了，天色仍灰暗；充滿希望的鳥唱起了愉快的歌。我在園中徘徊時，暮色漸漸在我四周聚攏，鳥聲也漸漸變低了。那種隻有鄉村夜間才有的寂靜隨夜色鋪開，除了樹枝上偶然滴下的水珠，最輕的樹也不動了。
我們的小屋旁有由葡萄架和長春藤組成的綠色小配景；透過那小配景，我能從我散步的花園看到屋前的大路。我腦裏正轉著許多念頭時，不經意把眼光投往這一邊。於是我看到一個穿著寒傖外衣的身影。這身影急急向我俯下身子並招招手。
“馬莎！”我朝那身影走過去並說道。
“你能跟我走嗎？”她聲音低而急切切地問道。“我到了他那兒，可他不在。我把我要他去的地方寫下來，親手放到他桌上。他們說，他不會在外麵逗留很久。我有消息要告訴你。
你能馬上來嗎？”
我的回答是馬上走出大門。她做了個急切切的手勢，像是請求我忍耐而不要出聲，然後她朝倫敦那個方向轉過身去。
從她衣服上的泥痕看來，她是步行從倫敦來的。
我問她，我們是否去倫敦。她像先前一樣做了個很急切切的手勢示意肯定的答複。我攔住一輛過路的空客車，我們便上了車。我問她應叫車夫朝哪兒趕時，她答道：“隻要是靠近黃金方場就行！趕快！”說罷，她就踡縮在車廂一角，用一隻顫抖的手捂住臉，好像受不住任何聲音刺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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