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影響我按時完成在報館的公務同時，我辛辛苦苦地寫書；書問世了，也很成功。雖然，我能很敏銳地感受那震耳的稱讚好評，我也不懷疑我比任何人都更欣賞我自己的成就，我卻沒有在稱讚中昏頭昏腦。在觀察人類性情時，我總是發現：一個有什麽正當理由信任自己的人永遠不在別人麵前炫耀，以此來換取別人的信任。為此，我自尊而不傲，我受到的稱許越多，我就越勉勵自己要努力配得上。

    雖說這部書的所有部分都是我的回憶錄，可我並沒想過要在這裏講述我自己的小說的曆史。那些小說能說明它們自身，我把它們交給它們自己去說明。我偶或提及它們時，也不過因為它們是我進步的一個部分而已。

    這時，因為多少有點根據相信自己成為一個作家既因天賦又因機會，我便懷著信心寫作。如果沒有那根據或信念，我一定放棄寫作，把我的精力用到別的什麽上去了。我一定想要發現：天賦和機會實際上會使我成為什麽，隻成為那樣的而不是別的。

    我已非常順利地在報紙上和些別的地方發表作品，當我得到新的成功時，我認為我有理由不再出席那些可怕的辯論會了。所以，一個很快樂的夜晚，我最後一次記下議會的風笛樂聲①，我就再也沒去聽過了；不過，從報上，我仍能得知那兒長長的會議並無重大變化，仍是（或許更多了些）些老調反複演奏。

    現在我寫到我婚後約一年半的時候了。經過幾次不同實施，我已把家政管理當作徒勞的事放棄了。我們對家務聽其自然，雇了一個小仆人管理。這小家夥的主要作用就是和廚子吵架，在這方麵，他真是一個惠廷頓②，隻是他沒有貓，也沒有做市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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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議會中冗長乏味的演講。

    ②14世紀倫敦市長，據說他出身貧寒，因賣了一隻貓——也是他僅有財產——給非洲某國王而致富。

    我覺得，他總像生活在冰雹似的鍋蓋敲打下。他的生存就是一場掙紮。他總在最不合宜的時候——比方說，我們舉行小小餐會時，或幾個朋友晚間來訪時——高叫著救命，在飛舞著的鐵器追逐中踉踉蹌蹌逃出廚房。我們想把他辭掉，可他對我們很有感情，不肯走。我們一作出要和他中止關係的表示，他就哭得好凶，因為他太會哭了，我們隻好把他留下。他沒有母親——除了他的一個姐姐，我也沒發現他還有什麽親戚；而我們剛把他從他姐姐手裏接受下來，他姐姐就跑到美洲去了，於是他像一個掉包換下的可怕孩子那樣住在我們家了。他對他自己的不幸境遇非常敏感，不時用衣袖擦眼睛，或彎腰用小手巾一角捂著擦鼻涕。他從不肯把那塊小手巾整個從口袋裏掏出來，總那麽省著用，那麽藏著用。

    我苦惱不斷，其根本就是這個我每年用十鎊六先令雇下的倒楣小仆人。我目睹他長大，他就像紅花豆那麽一點點長大；我為他將來開始刮臉、以至禿頂、自發時而憂心忡忡。我看不出有什麽可以擺脫他的希望了。我常常想，當他成為一個老頭時會多讓人討厭。

    這個不幸的家夥使我脫離困境的方法真讓我感到意外，他把朵拉的表——這東西和我們其它的一切東西一樣沒個固定地方放——偷去賣了錢，然後把那錢全花在反反複複搭乘在往返於倫敦和阿克斯橋之間的馬車外沿上——他一直就那麽沒頭腦。據我記得，他是在進行第十五次旅行時被抓送往了包街，從他身上搜出了4先令6便士，還有一枝他根本吹不響的舊橫笛。

    如果他不悔過，那件事的驚動及其帶給我的不快準會少得多。可他的的確確悔過了，而且方式特別——不是一鼓嘟地，而是化整為零，一點點地。比如，在我不得不到庭作證的第二天，他揭發了地下室一個籃子的秘密。我們相信籃子裏全是酒，其實隻有空瓶和瓶塞了。我們以為他已說出他所知道的廚子的全部壞事了，他該安心了。不料一兩天後，他又由於良心責備，揭發了廚子的一個小女孩每天早晨來拿我們麵包一事。他還坦白他自己如何受了送牛奶人的賄，向那人提供用煤。又過了兩三天，警方當局通知我，他供出廚房垃圾中有牛裏脊肉和破布袋裏有床單。又不久，他又說出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供詞——他承認知道送酒人想對我們住宅行竊的全部計劃，於是那人馬上被捕了。成為這樣一個受害者，我感到很慚愧，我寧願多給他點錢，請他再別說了，或為他去花大錢行賄，好讓他跑走。可他對此一無所知，他還以為每次新坦白就算不是施恩於我也是報答我了，這可真讓人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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