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古老的阿波羅神廟中就有“認識你自己吧”的箴言，但是，毋庸置疑，近現代西方哲學理性主體思維的自覺，真正肇始笛卡兒，康德達到極致，而終結於胡塞爾。
一、笛卡兒“我思故我在”開主體自識的先河
近代以來，西方哲學思維的主體性思維，毋庸置疑發端於笛卡兒，其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題，引導了近現代哲學以思維為原則的主體性思維路徑。因此，黑格爾認為：“笛卡兒事實上是近代哲學的真正的創始人，因為近代哲學是以思維為原則的。”。笛卡兒的革命性貢獻在於實現哲學由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變，他首開主—客體分離和對立的先河。彰顯思想是存在之家。而且哲學應該以思維為原則。這一主體意識的自覺，是導致近現代西方自然哲學和科學思想產生的理論前提。為此，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中熱情洋溢地讚揚笛卡兒“這個人對他的時代以及對近代的影響，我們絕不能以為已經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他是一個徹底從頭做起、帶頭重建哲學的基礎的英雄人物，哲學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後，現在才回到這個基礎上麵。”。這個從頭做起的頭，就是主體自我意識的精神家園——“我思”。“自笛卡兒起，我們踏進了一種獨立的哲學。這種哲學明白：它自己是獨立地從理性而來的，自身意識是真理的主要環節。在這裏，我們可以說是到了自己的家，可以像一個在驚濤駭浪中長期漂泊之後的船夫一樣，高呼‘陸地’”。這個陸地也是思維自身。人類的認識、知識的一切前提，首先在於對於主體意識的澄明，這一真理是笛卡兒通過分析方法、懷疑反思的途徑發現的。他把蘇格拉底的“我知道，我一無所知”，發展為“我知道，我知道什麽”。
正像笛卡兒當年不用法文表達“我思故我在”（Je pense，donc je suis）命題一樣，我們今天也萬萬不可用嚴格重視時間順序性的英文理解“我思故我在”（I thinking therefore I am），笛卡兒用心良苦地把這一命題表達為：“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ergo sum），這使我確信我說的是真理，因為我清楚地看到，為了思，需要在。”他既重點強調了思的第一性和重要性，又在聲明人的此在不同於任何其他對象存在，它是一個思的主體存在物。因此，絕對不能從本體論的意義上詮釋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超越傳統哲學的本體論（Ontology）思維，開創了近代以來主客兩分的認識論（Epistemology）思維的新模式，從而形成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方法論（Methodology）傳統。
笛卡兒從懷疑成見和權威出發，經曆澄清形而上學的純思。他聲明：“我曾經多次把很多虛假的意見當成真的……我要認真地擺脫到目前為止我所相信並接受了的所有觀點，重新從基礎做起……”他的沉思的目的在於從我思中驅趕走那“騙人的惡魔”，從而澄清我思，回歸不證自明的良知前提，避免由於辨不清方向而形成的“有多少大腦，就有多少意見”的分歧。懸隔感覺成見，走向直覺理性，這是笛卡兒的方法選擇。在所有理性那裏完全一樣的人類精神本性這一被蒙蔽的理性之光，“隻有通過直觀才被認識，相反它們被擱在遠處的結論隻能通過演繹推論”由此可見，笛卡兒的理性主義方法論崇尚的不是推理，而是直覺。但這種直覺是懸隔了原始感覺，趕走了“騙人的惡魔”，與盲從決裂後的創造能力，訴之於它，人們才會發現新的觀念。笛卡兒的理性直覺在麵對自然時，借助於強有力的想象力，悟出真理的過程似乎有點玄虛，但這正是笛卡兒崇尚直覺的深刻之處。他所製定的“凡是我們領會得非常清楚、非常分明的東西都是真的”的真理標準，懷疑、懸隔、想象、直覺、純思等方法和途徑，都是以主體自覺為基點的。這為後繼的主體哲學的反思、批判和意識還原理論奠定了思想理路的基礎。
二、康德批判理性的主體自覺
沿著笛卡兒“我思”的主體思維理路，康德進一步以批判理性的旗幟，把主體思維發展到極致。從而成為西方近代哲學的集大成者，也是現代西方哲學思維的邏輯起點。可以說，從啟蒙運動到整個20世紀，在哲學思維的每個角落，都能聽到康德思想的足音。
以往在康德思想的理論淵源上，人們往往隻重視了休謨和盧梭思想對他的影響，這自然是正確的，如休謨懷疑論的方法，特別是休謨關於歸納邏輯的非難，對於康德批判理性的方法檢討主體能力，在問題意識的啟發上，是至關重要的。休謨的人性論思想方法，直接影響了康德的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的認識論傾向，它不僅使康德超越了獨斷論的認識論，而且直接啟迪了康德關於意識理性、道德理性和審美理性的價值多元思想方法（這得益於休謨關於事實與價值兩分法的思想）。羅爾斯認為，“康德非同尋常地表現出了對休謨的深深敬重和喜愛”。康德思想中積極的、民主或是共和的思想的確是受到盧梭思想的的直接影響。盧梭的《愛彌兒》幾乎使他熱情得近乎瘋狂，他高度讚盧梭的偉大，他認為，如果說牛頓是解釋自然界的最高真理的一位天才，那麽，盧梭則是揭示社會真理的另一位偉人。
但是，就康德哲學的思想方法的傳統而言，與近代西方哲學之父笛卡兒更有密切的學理姻緣，他把笛卡兒的“我思”的主體哲學思維，推向主體批判的“純我哲學”，從而使西方哲學思維真正“從形而上學的鐵掌裏解放出來”。
康德把西方哲學的理性精神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批判理性階段（西方理性精神的四階段：邏各斯的提出——赫拉克利特和巴門尼德奠定了西方理性精神的基礎；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觀念論體係使理性成為一個不斷上升的係統；笛卡兒的懷疑精神使理性達到自我意識階段；康德的批判使理性成為能動的自我超越的主體）。自康德以來，批判精神已成為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素質。
康德哲學的基本使命是解決啟蒙運動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來的自由與理性的對立問題，其《什麽是啟蒙》特別是伏爾泰與盧梭的尖銳對峙。當時的情況是休謨的懷疑論動搖了科學的形而上學基礎，使一切隻剩下或然性。另一方麵，機械決定論的主流意識使社會和人都淪為機器，人的自由、尊嚴和個性價值完全屈從於自然因果性。康德哲學的曆史使命是一方麵通過對於理論理性的批判確保科學的合法性，另一方麵通過對於實踐理性的批判確保自由的合法性。從而協調理性與自由的矛盾。其獨特的手段，從而成其為方法論的裏程碑是批判理性的精神。在康德那裏，批判不僅是理性的能力和特質，而且以理性自身為對象。為此黑格爾曾概括：“康德的哲學是啟蒙運動的理論總結。”盡管在康德以前，對於啟蒙運動，從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弘揚已很充分，但從哲學上對於啟蒙運動的反思總結還很不深刻，上帝一元統治的神學價值觀直到17世紀仍無改觀；法國大革命時期有神論與無神論的鬥爭演變為理性與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對立。
康德的批判理性哲學對於啟蒙運動的理論總結的主要功勞，首先表現在他首次實現了價值領域多元化的轉向：純粹理性批判——科學領域、實踐理性批判——道德和宗教領域、判斷力批判——藝術審美領域三大價值領域的多元價值轉向。從而解決了主體哲學在認識、價值（實踐和宗教）、審美領域的三個基本問題：
我能夠知道什麽？
我應該做什麽？
我可以希望什麽？
康德的第一批判——《純粹理性批判》，首先將主體批判的矛頭指向理論理性本身，解決認識的主體前提資格問題，理清人類先天認識能力功能、條件、範圍和界限，從而確定人類知識的可能範圍，依此為真正的、作為科學的形而上學提供堅實可靠的基礎。
康德所說的“有兩樣事物，我對它的思考越多，內心的敬畏意識就有增無減”，這實際是對於他前後批判時期對於自然及科學的崇尚和對於道德的歸宿的全部學術生涯的自覺概括。“頭上的燦爛星空”來自以他的第一部著作《天體的一般理論》為代表的前批判時期科學研究的主體自覺；“心中的道德法則”是對於自理論理性批判始，到實踐理性批判落腳處的主體性思維的覺悟。
道德律令在康德那裏是至高無上的，成為其理性批判的歸宿。因此，在其理論體係中，不可避免地要處理理性、自由與道德的關係。一方麵，在康德哲學中，自由確實是一個作為主旋律的範疇，但是，康德的自由範疇嚴格區別於其他哲學的自由的含義和特點，他認為，自由是自律和自我批判的前提。即是說，理性隻有是自由的，它才能夠進行自律，才能進行自我批判。如果理性僅僅是自由的，而不進行自我批判和自律，那麽它就會被絕對化。
另一方麵，康德以道德至上論的立場，主張道德高於自由之上。盡管他一開始就意識到了自由與因果性的矛盾，但他不僅不回避和掩蓋這一矛盾，而是誠實地承認它，並且在理性的自我批判中揭示這一矛盾的根源。然而無論如何，理性和自由都不能淩駕於道德之上，相反，道德律令是高於理性和自由的。
康德哲學及其方法的影響是永恒的，當代英美中，康德哲學的幽靈就十分明顯的：一方麵分析哲學的基本精神是從康德那裏接受了把哲學視為嚴格的精神科學的觀念。其二是接受了康德給思想領域劃界的思想（維特根斯坦的可說與不可說劃界等）。
福柯在康德寫了《什麽是啟蒙》整整200年後寫同名書，試圖消解康德將啟蒙理解為出路的思想，他認為不能消解這一問題，後現代就無從談起。馬克斯·韋伯關於現代性的經典規定，主要思想淵源是康德哲學。哈貝馬斯說，我們是在康德黑格爾的精神氛圍中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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