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作為近代以來第三次中西文化大交流大衝突的產物，也是近代以來中西、古今論爭的一個高潮，不僅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為中國共產黨所接受提供了前奏，而且為西學的民主、科學思維深入人心，從而真正變革我們的思維方式拉開了序幕。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陳獨秀、胡適、魯迅等。陳獨秀先生於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他直接向困惑中國社會幾千年迄今仍然幽靈不散的封建意識形態及其文化根基開炮。麵對中國社會當時的黑暗和腐敗，他向青年提出了六點希望：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第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第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第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第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陳獨秀號召國人“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進而提出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經濟民主和倫理民主的主張。這就把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以政治為中心的致思趨向，進一步發展為以民主為中心的新思維。
一、“五四”興西學科學民主思想大啟蒙
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促使《新青年》創辦的直接宗旨是從思想文化上檢討立國興邦之道。陳獨秀開宗明義：
“本誌之作，欲蓋與青年諸君商榷所以修身立國之道。”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這種修養的內容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與科學的新思維。風靡當時的進化論思想，就成了《新青年》進行啟蒙的契機。在此以前，嚴複正將赫胥黎《天演論》加以改造，介紹到了中國，於是進化論的思想就不脛而走，成為思想領域影響最大的學說。康有為、梁啟超曾經把進化論作為變法的理論根據，以它警醒國人；孫中山也把進化論的思想納入他的三民主義體係。“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不僅接受了進化論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自然淘汰的思想，而且從其中獲得了一種觀察事物、認識世界的方法。那就是新舊交替、後來居上，“現在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年”魯迅：《呐感·序》。而青年之覺悟，就在於掌握西方現代文明，用科學民主的精神去變革中國社會。青年要爭人權即爭人的民主權利。不解放，也無人權可言。因此，陳獨秀主張：“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如何獲得解放呢？
陳獨秀把人的個性的解放作為爭取民主的前提。他說：“解放雲者，脫離夫奴隸羈絆，以完其自由之人格之謂也。”。他反對封建社會那種“以家族為本位，而個人無權利”，“以君主之教訓為良知。生死予奪，惟一人之意是從”的說教。他認為這些封建禮教要不反掉，那就“人格喪亡，異議杜絕。所謂綱常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民德、民誌、民氣，掃地盡矣”。因此，在人們被種種奴性意識束縛而窒息之際，陳獨秀認為用西洋文明對中國青年進行啟蒙的關鍵，在於高呼人權、民主、解放，以個性自主、解放為中心，是新文化啟蒙運動的首要任務。唯其如此，才能與封建意識形態的深層文化心理作徹底的決裂。“五四”新文化運動及其理論陣地《新青年》前期的主要任務就是圍繞這一中心而展開中西文化的大論戰。
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大師，從倫理、政治、文學諸方麵，對封建的舊倫理、舊文學，腐朽的宗法政治，進行了全麵清算，極力推崇西洋文明的民主和科學思想，宣傳新道德、新文學思想。為科學、民主中心論的新思維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礎。
陳獨秀不僅積極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而且主張效法歐美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在他看來，“人權”是實現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前提，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建立和存在，則是對“人權”的保證。他在《法蘭西與近代文明》一文中，熱情地歌頌了法蘭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認為“自由、平等、博愛”是近代文明的精華。他說：“法律上之平等人權，倫理上之獨立人格，學術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為歐美文明進化之根本原因。”。他主張：“棄數千年相傳之官僚的專製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自治的國民政治。”並鮮明表示：“吾人寧取共和民政之亂，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充分表現了他向往民主，痛恨專製的堅定決心。關於科學，陳獨秀說：“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呈之有兩輪焉。今且日新月異，舉凡事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其效將使人間之思想雲為，一遵理性，而迷信斬焉，而無知妄作之風息焉。”。他認為隻有科學才能真正揭示事物和解釋事物。不論什麽事物，如果經科學和理性判定為不合乎現今社會生活旋律和社會發展趨勢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他認定科學文化是社會文明的體現，是國家興衰的重要因素。他說：“社會之文明國家之興衰，以國民識字者之多寡別之，此世界之通論也。”而中國之實際是年齡和知識成反比例，年齡高者，多半是昏聵無能之輩，青年之中，多有真知灼見之人。“倘由知力之深淺而判尊卑，則吾國之老人，當敬禮少壯。”。但是，青年在科學的殿堂中，尚屬入門，必須深入其深宮才能不斷走向文明。
於是，陳獨秀要求士、農、商、醫都應懂得科學，否則，“惟知附會五行生克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藥餌，其術殆與死人同科”。隻有科學，才能根除愚昧。“凡此無常識之思，惟無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維科學”。因此，隻有依靠青年“堅持民主和科學的精神，才能戰勝惡社會，而不可為惡社會所征服”。而要真正實現民主和科學，就必須經過一番艱巨的鬥爭。“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陳獨秀號召中國的廣大青年行動起來，為爭取民主和科學而鬥爭。“若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在中國實現科學和民主，最根本的是要砸爛封建專製製度，而摧毀這種製度的先行的心理深層的根本則是徹底動搖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對此，陳獨秀深挖了封建宗法關係及其倫理道德觀念的罪狀，它們是：“一曰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息個人意誌之自由；一曰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一曰養成依賴性戕賊個人之生產力。東洋民族社會中種種卑劣不法慘醒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為之因。”。正是這四大惡果，造成了中華民族的落後。他進一步論述了以“三綱五常”為根本教義的封建舊道德是帝製的“根本思想”，當然與現代民主政治勢不兩立。他說：“吾人果欲於政治上采用共和立憲製，複欲於倫理上保守綱常等級製，以收新舊調和之效，自家衝撞，此絕對不可能之事。”。又說：“民主共和的國家組織社會製度倫理觀念，和君主專製的國家組織社會製度倫理觀念全然相反——一個是重在平等精神，一個是重在尊卑階級——萬萬不能調和的。”所以“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陳獨秀深刻地指出，資產階級革命正因為沒有從根本上批判和拋棄這種封建道德，民國方會出現政治危機，民主和科學才無所體現。因此，中國要真正實現民主共和製，就必須首先與封建舊道德徹底決裂。“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幹幹淨淨不可”。綜上所述，陳獨秀認為，進化論說明宇宙萬物皆在變化，人類倫理豈能不變，而中國社會之變革的先行條件和根本問題，在於用資產階級的新的倫理道德，批判和代替封建的舊倫理道德觀念。所以，文化啟蒙的關鍵是道德的覺悟。他說：“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這就決定了“五四”第一階段是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階段，是新的道德觀念向孔教倫理宣戰的階段。
那麽，以什麽形式來否定儒教倫理呢？新文學運動站在時代最前鋒，率先向孔教倫理宣戰。在這場文學革命的過程中，陳獨秀率先從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的結合上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他於1917年2月在《新青年》著文《文學革命論》，提出“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汙深積”，“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並且提出了文學革命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獨立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他堅決反對以文學宣傳封建思想。那種“代賢立言”的傳統必須連根拔掉。陳獨秀表示，他自己為文學之革命，將“不顧迂儒之毀譽”“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文學革命過程中文學形式的白話文運動，是以胡適於1916年從美國寄回的《文學改良等主義》為起點的。他提出了八項改良主張：“（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濫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一炮巨響，應者千百。康白情、沈尹默、俞平伯、冰心、郭沫若等群起響應，他們的白話詩、文很快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很快掀起高潮。大眾化生活化生動性的為廣大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登了大雅之堂。胡適認為，白話文是一種活的文字，而文言文則是一種死的文字。隻有活的文字才可能表達有生命力的生活情感，從而成為有價值的文章、著作。“一切語言文學，作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的文言……請問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達意表情呢？既不能達意，又不能表情，哪裏還有文學呢？”胡適：《胡適文存·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白話文的形式的革命，其意義和作用遠非局限於文字形式，而是涉及文學內容、文學精神，乃至於中華民族的思想覺悟的偉大革命。報刊書詩紛紛行動起來，響應胡適的白話文革命。1920年北京教育當局不得不決定中小學語文教材也使用白話文。這種文字的改革，使文學、輿論為廣大人民所了解熱愛，從而成為啟蒙之師，覺悟之道。正由於如此，“五四”期間的白話文運動才真正起到了文學革命，思想啟蒙的先行軍作用。而不像晚清的白話小說那樣曇花一現，而是經久不衰，“天下悅胡君之言而響之者眾！”“舉國趨之若狂”章士釗：《評新文字運動》。胡適是現代文學革命的偉大先驅。
中國現代文學革命的另一位偉大人物是魯迅。他於1918年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強烈抨擊了舊文學的虛偽的道德理性思想。在文學的現實性與反動政治的偽善本質的撞擊中，魯迅深刻意識到，文學從形式到內容的徹底革命，對於喚醒人民，揭示政治的腐敗反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於是，他在一係列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的作品中，批判抨擊了舊的倫理道德封建宗法觀念對人性的玷汙。他多以現實主義的悲劇題材，揭示了人們內心深處的苦悶、彷徨。他認為，不是他筆下無情，而是反動腐敗的社會製度之現實無情，使得諸如祥林嫂式的眾多中國人厄運迭來。因此，如果說陳獨秀、胡適在文學革命中多從理論形式上開了現代文學之先河的話，那麽，魯迅則從文學的精神，文學的曆史使命的直接現實性上真正推動了文學革命的深入發展。
除了文學革命之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另一根本的使命和成就，就是全麵展開中西文化大論戰。胡適等在用西洋文明批判中國傳統的封建倫理文化的基礎上，提出中國文化的新出路就是“全盤西化”。而以梁漱溟為代表的國粹派，則竭力維護儒家傳統，排斥異質的西洋文明。
在對待中西學的關係上，中國人由於先入為主的觀念，深受傳統的道德理性的熏陶，對一切都以一種先驗的潛移默化的自我中心思想對待之，難以消除某種主體性的成見。特別是對幾千年文明傳統的國學，大有“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的“洞穴困惑”。而新文化運動期間，胡適第一個站在異質文化的參考係上，反思研究中國思想和東方文明，他好像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以新的思路於1919年2月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和以《紅樓夢考證》為代表作的一係列曆史考證和研究論著，從而開了研究反思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新思路新範式新標準。這種思想的先驅作用在經曆了半個多世紀以後，仍然被高度地評價和充分地承認。任繼愈說：“五四前夕，胡適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這本書得到了當時提倡新文化的進步人士蔡元培的賞識，隨後又得到社會上的廣泛重視……胡適打破了封建學者不敢觸及的禁區，即經學。‘經’是聖賢垂訓的典籍，封建社會的一切成員，隻能宣傳它，解釋它，信奉它，不能懷疑它，不準議論它，更不能批判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都是聖人，隻能膜拜，不能非議，這是封建社會的總規矩（西方中世紀對《聖經》也是如此）。據當時人的印象，讀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使人耳目一新……當時人認為‘新’的地方主要在於它不同於封建時代哲學史書代聖賢立言，為經傳作注解，而敢於打破封建時代沿襲下來的不準議論古代聖賢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學家擺在同樣的地位，供人們評論，這是一個大變革。”胡適的這種研究思路，指導和影響了以顧頡剛為代表的一代年輕人的治學方法，他們從“疑古”到反思曆史，使中國曆史的研究進入科學階段。
胡適批判傳統儒學、經學思維的理論根基，是他對西洋文明中在思維方式上所表現的實驗主義方法的推崇。這種方法與中國傳統思維的思辨方法大相徑庭，具有分析的精神。他把這種思維方式的認識論原則，概括為“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十字箴言。他極力介紹西洋哲學的方法，主要是以杜威的真理論、思維術為主。他力爭用西洋文明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出發點、思路和態度是十分明朗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就表明了他主張“全盤西化”的思想。
他認為西方現代文明的三個基本觀念基礎是：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貧窮是一樁罪惡。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樁罪惡。
用東方的古話表達，就是“利用厚生”的文明。我們應大膽地學習之。
胡適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批判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不思進取的“懶惰性”，從而表明了對西洋文明的青睞。那麽在近代以來西洋文明的思想寶庫中，他究竟推崇哪些思想呢？他對於實驗主義的實證方法及其所主張的一點一滴地解決問題的態度，是十分欣賞的。追求那種“盡一分力便有一分的滿意”從而在“無窮的進境上，步步都可以給努力的人充分的愉快”的實用主義的思維方式。事實上，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同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思潮一起介紹到中國來的實用主義，在思想界所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青睞，是任何其他思潮所不能比擬的。這種思潮初入中國時以北大哲學係為根據地，曾經風靡一時，民國12年前都是他的黃金時代。賀麟在回憶到這段曆史時感慨地說：“胡適之等所提倡的實驗主義……在五四運動後十年支配整個中國思想界，尤其是當時的青年思想，直接間接都受此思潮的影響，而所謂新文化運動，更是這個思想的高潮。”
為什麽實用主義能夠很快在中國備受青睞，即使偉大的康德哲學，精深的羅素哲學，移植到中國來以後，都沒有像實用主義那樣立即風行一時。
從思維方式上來講，實用主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在中國登堂入室，既是對中國人長期苦於尋覓的新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需要很好的滿足，又與中國的文化曆史背景有一定的一致性。
一方麵，由於實用主義“調和了懷特海、柏格森與克羅齊的奔放的思辨的橫掃一切的手法，同摩爾與維特根斯坦的精密的點畫家式的哲理思考態度；它調和了有時代意識的形而上學家的追趕精神，同邏輯學家的寧靜而確切的語調”。因而具有一種能夠給現代熱衷於功利的人們提一個令人滿意的行動方案的職能。這一特點是從實用主義的內在規定性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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