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弘奏議中指出辦太學目的是為了興教化，實質上是把儒學推廣到全國，使讀書人把儒家經典作為學習內容，自漢至清末未有改觀。
從某一方麵講，它禁錮了人們的思想，使其成為隻知向上爬、頭腦簡單的利祿小人。
二、太學與太學生
武帝建元年間設五經博士時並未立弟子，到元朔五年（前１２４），由丞相公孫弘奏議，才產生了博士弟子課試的製度。
由於博士學習的地方叫太學，所以把博士弟子稱為太學生。
漢代太學的建立標誌著我國帝國時代官立大學製度的確立。
漢朝掌管文教的官員為太常，居九卿首位，原名奉常，是秦官名，景帝時改為太常。
太學的教師稱博士，《後漢書·百官誌》記載其主要職責是“掌教弟子”，同時“國有疑事”要“掌承問對”，即參加議政。
另外，博士還有“奉使”及巡視地方政教等項工作。
眾博士之上設首席長官仆射，總領太學事務。
仆射由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之人擔當，是後代大學校長的前身。
西漢博士多由熟讀經書的名流擔任，采用征拜或舉薦的方式選拔，也有諸科始進或他官遷任的。
博士要求德才兼備，學識淵博，能夠“明於古今”，“通達國體”。
漢代太學素有“嚴於擇師”的傳統，所以經過嚴格挑選後的博士多是為人師表、修養高深的儒學大師。
太學生的補選主要有兩種渠道：一是由太常直接選送；二是由郡國縣道邑選送。
另外也有通過考試和按“父任”入學的。
雖然公孫弘擬定太學生為十八歲青年，可實際上既有六十歲以上的白首翁，也有十二歲的“任賢童”。
太學生畢業後，能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其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
說明太學生的級別不高，那些學而無成，空手而歸的大有人在。
武帝時的太學創造了“密封”試卷的考試法，叫“射策法”。
“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
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
射之言投射也”。
可見這是一種抽簽式的考試，一年進行一次。
武帝立的是儒家“五經博士”，教學內容當然以講經學為主。
經學大師在專門的學堂講學，弟子在台下聽教誨，遇到有名儒授課，更是濟濟一堂，頗有學術氣氛。
西漢時紙未普及，帛貴難以承擔，主要使用簡牘。
簡牘書寫速度慢，不易出版，所以大師學說師師相傳，遵循一定的家法和師法。
由於沒有統一的教材和規範師法、家法的標準，紛爭迭起，連年不已，給太學生的學習造成了一定的混亂。
漢代太學除經師講學外，學生有充裕時間自學。
學校提倡太學生自由研討學問和向社會名流學者求教。
先秦遊學的風尚依然流行。
漢代太學鼓勵自學，允許自由討論，不但為當時造就了一批學識淵博、有研究能力的人才，而且對今天大學生的教育工作也有借鑒意義。
漢代太學是一種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官學。
它的創建代表了漢朝興盛時期的文明。
武帝強調中央集權，全國統一。
太學給漢朝政府培養了大批用儒家大一統思想來治國的儒生，解決了人才的蓄給，鞏固了漢武帝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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