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橋彰一是原侵華日軍的老兵，我為什麽要感謝他呢？
2000年夏季，我應邀去參加《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在日本東京舉行的發行儀式，發行儀式後有三場由日本各界參加的演講會。正是在那個會上，我認識了他。
規模最大的，應該是在東京後樂園飯店的演講會，中國駐日本國大使館的公使武亞朋先生和張總領事都去了，並且講了話。日本各界學者也分別發表了熱情而慎重的看法。讓我萬分感動的是，張總領事私下對我說，如果日本右翼分子來搗亂，那麽，我就站在最前麵。不過，那天的會場氣氛非常友好，一切思想活動都可以交融。我認為中日國民之間有這樣的友善交流的話，那麽，什麽樣的風浪都可以渡過去。
我在那天的會上說：“中日關係，在20世紀前半葉最讓人刻骨銘心的事，無外乎是日本國對中國發動的侵華戰爭。在20世紀後半葉最讓中國人關注的是日本國右翼勢力對侵華戰爭的否定和美化。而我寫的書是一扇心靈的窗子，打開這扇窗子就可以看到許多普通中國人的心願和心聲。我在北京的日本國大使館及《讀賣新聞》北京分社工作多年，又利用在日本國留學、生活多年的機會采訪了十幾位原侵華日軍老兵，我用我的眼睛觀察侵華老兵的生活現狀和心態，我又用文字實錄出這本書。麵對中日兩國兩千年的友好交流史，我感到做了一件實實在在的事。因為我所表達的思想，正是這個年代很多中國普通人要表達的心態和意誌。我所希望了解的日本老兵的生活狀態，也正是許多中國人所希望了解和關心的事情。”
另外的演講會情況就有所不同了，空氣有一些緊張，但是，日本國右翼分子還是沒去。
在東京某區的市民會館裏座無虛席，這次演講會的開場白由原《讀賣新聞》北京分社的社長丹藤佳紀先生介紹我的情況。丹藤佳紀先生是1972年中日建交時首任駐在北京的日本記者，他拍的第一張照片是新華門前飄揚的中國國旗。我給他當過數年的秘書，深深地了解他作為一名學者為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所做的大量工作。在我過去的中國同事中對丹藤佳紀的為人和學識的評價也都是首屈一指的。所幸的是，日文版《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的序是他寫的，該書後來贏得日本暢銷書第七位，我想這與他寫的《序》有很大的關係，原因是日本國民有一個習慣，當他們需要了解外麵的世界時，往往一定要先聽本國人的看法和意見。
聽說有不少日本學者準備在演講會上和我好好“交流交流”，可是看到研究中國問題已經是學術泰鬥的丹藤佳紀發了言，他們也就客氣了許多。他們隻是問我現在在幹什麽，我回答我現在盡可能多地采訪“最後一批人”。所謂“最後一批人”就是在日本侵華戰爭中被日軍強征為性奴隸的“慰安婦”、勞工、被侵華日本老兵稱之為“政府軍”的國民黨老兵、八路軍老戰士、當年支援抗戰的愛國華僑和被侵華日軍迫害過的中國人。這些人如今都七老八十了，再不記錄下他們的所思所為和生活場景的話，就可能永遠失去機會。
我僅僅舉了幾個使人聲淚俱下的實例。我有說話簡練的習慣，整個會場鴉雀無聲。
當然，也有麻煩。有個日語非常好的人發言，他說你寫的書應該讓日本人理解！
我理解他的意思，那當然是說，我寫的書日本人不理解了！這還了得！
我心裏說話了，侵華日軍的所為何止一個南京大屠殺，他們在中國華北、華中、華南和東北地區實施的“三光政策”殺害了多少中國人呀！日本國至今沒有向中國人民道歉；日本右翼勢力今天還在為侵華戰爭的罪行塗脂抹粉！這些，我還不理解呢！
沉默半晌，我微笑地誇獎他：“你的日本語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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