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開始從心裏感激起老李來。

    寫書，就不能光寫自己，他還要寫下“被擄日本勞工的血和淚”，也就是說要寫別人。寫勞工，就牽扯出日本侵華戰爭的曆史，連帶出中日關係的曆史。而且，寫勞工，不但要寫當年被日本工頭毆打致死的，還要和幸存者一起回憶出餓死、病死、累死、工傷致死和自殺死亡的中國同胞的具體情況。這對於一個從沒上過學的文盲來說，是很困難的。最重要的，老李在聯係今天還僥幸生存的全國各地的勞工們，尤其是河南省的幸存勞工們。這不但需要打電話，還要去上門采訪。我們不提老李今年75歲，我們把數倒過來，57歲，而且是公費，又會怎麽樣呢？中國這樣的人不多吧？

    我們批判日本右翼的學者的人數比潛心研究自己勞工口述曆史的人要多得多，要知道，研究“自己的苦難史”比批判別人“不謝罪”要重要得多呀！我理解：“要先愛自己的國民，然後再批判外國逆潮流而動的荒唐意識”。在學術上，我認為這才是新思維呢。

    寫書，就要有素材、有生活、有聯係、有感悟、有商討、有對國家政策的分析，還不能閉門造車。所以，需要打電話，需要多方聯絡，需要看報紙。老李親口對我說，他每年訂閱報紙的錢也需要3000多塊錢。他說：“沒有文化比貧窮還可怕！”

    那麽，這麽多的錢上哪裏要呢。

    “我兒子可不如你們，他不是文化人，他們認為我多花錢才幸福。還讓我去旅遊！”

    嗔怪之餘，老李悄悄對我說：“兩個兒子三個女兒孝順啊，他們在北京給我買了這套公寓，而且，規定我每月必須要消費人民幣1萬元出去。”他指著書架說：“這不，我訂了十幾種報刊。”

    我分析不出他是責怪子女呢？還是誇子女？但是，我實實在在地感到了老李子女對老李的尊重和孝順。感覺到勤奮的老李在子女的幫助下，也許真的能寫出回憶錄來。

    @@4.摸過地獄之門的人

    老李說他父親年輕時逃荒到了中國河北省的新樂縣。1930年4月24日，他出生在河北省的石家莊。1937年盧溝橋事變時他已經記事了。

    老李說：當時逃難的人、失敗的國民黨兵向河水一樣向南流。火車上擠滿了人，走得比牛車還慢。我和母親隨著人流往南逃，從七八月開始逃，第二年的春天又一次到了石家莊。1943年11月16日，日本鬼子來到我的家，四處搜，我還在挖白菜。鬼子沒說任何話，上來就捆。保長對我說：“別掙紮了，要不，抓走你爸爸！”我爸爸當時60歲，還有妹妹和媽媽。

    我一挺胸說：“我去！把我爸放了！”

    三個鬼子聽了一愣，放下大槍，伸出大拇指，向我稱讚道，“邀西！”

    那是我學會的第一句日本話，我還重複了一遍，鬼子們都樂了。

    老李說：我當時13歲，雖然瘦得像高粱稈，但是個子卻不低了。鬼子用繩子拴住我的脖子把我像拉一頭驢子一樣拉到村口，我看到已經有我們村和鄰村的百十人被抓。老陽當頭，刺刀閃光，塵土飛揚，沒吃沒喝，我們被日本鬼子押著，浩浩蕩蕩地走到夕陽西下。在一個山窪裏，鬼子讓我們數百人都跪下，然後，四麵架起機槍。

    我想，我父親就我這麽一個兒子，我可不能死在這兒。趁著夜色，我就往牲口群爬。

    抓來的中國騾子、馬與抓來的中國人“一樣的地方”就是聽不懂日本話；“不一樣的地方”是它們不知道日本機槍的厲害。它們餓了，就四處尋覓能吃的東西。鬼子知道牲口們走不遠，所以沒太計較，也就沒開槍。我藏在一頭大騾子下麵，到後半夜，大騾子居然把我帶進一片有草的山溝裏。我悄悄騎上大騾子順山溝往下走，心都提到嗓子眼兒上了。天蒙蒙亮，我到了行唐縣。晨曦中，整個行唐縣縣城像死了一樣的毫無生機。我好不容易敲開一家人的門，說我是逃出來的。我喝了三瓢水，又狼吞虎咽下幾個餅。這家老人說，“15天前，這個村子的100多青壯年都被抓走了，陸續逃回6人，你趕快走吧！”

    一路上我緊走慢趕，拉著騾子回了家。等到了家，連累帶嚇得仿佛被扒了一層皮。一家老小由驚嚇到驚喜，又驚恐萬分地抱頭痛哭。

    村裏當時就沸騰了，被抓走的鄉親們中隻有我牽著大騾子回來了。直到今天，這個故事還在我的家鄉流傳著，幾乎家喻戶曉。

    當時，村裏也有人指指點點地說我：“鬼子要知道你偷了人家的大騾子，非扒了你的皮不成！”我特別生氣，反駁說，那是咱中國人的大騾子，怎麽能是偷？！

    後來，又有人逃回來證實：那次日本鬼子在我們村抓走39人，不到一個月死亡32人。

    1944年10月13日清晨，日本鬼子又突然包圍了我們村莊，再一次挨家挨戶抓人，這一次，我不跑。也許是經曆過的原因，14歲的我還想再逃跑，但是，四處是端三八槍的日本鬼子兵，槍刺和軍刀都閃著光。跑，也許吃槍子，走到哪裏說到哪裏吧。我回頭看了一眼頭發、胡子都白了的爸爸，他的眼眶了充滿裏無奈的淚水。

    這樣，捆了我，上卡車。車上已經有二三十個中國人，都捆著。等抓到一車人時天色也晚了，我們被日本兵用大槍押到東長壽鎮警察局關押。當天晚上有100多中國同胞，都是附近村的農民。第二天晚上就變成200多人了。人一多，鬼子就怕我們逃跑，於是就把我們五個人一串用繩子拴起來。不管是吃飯還是上廁所都五個人一起，逃跑是很困難了。第二天，我們被押送到東長壽火車站上了一輛客車。客車兩頭是拿大槍的鬼子。車開動沒100裏就有人跳車逃跑。鬼子向窗外伸頭看了看，沒開槍。大概是不用開槍了。

    我馬上想到一年前，那頭幫我逃走的大騾子。因為是大騾子，所以日本兵沒開槍。而今天跳車逃跑的也應該是頭“大騾子”吧，要不，鬼子怎麽不開槍呢？我們中國人在日本兵的眼睛裏是什麽？是人還是大騾子？

    “咣當、咣當”的火車開到北平的前門站，我們一串串地被押下車。透過日本兵的大槍，我們被拴成串的中國農民看見了自己的同胞——中國的大城市北平的人們。北平人和我們河南的農民就是不同，他們有的穿長衫、有的戴禮帽、有的剃光頭、有的婦女穿旗袍，體現出中國女性的婀娜多姿，但還比不了我們河南麥收後下河洗澡的勞動婦女健康。同胞們抱著小孩看著我們，同情我們。憂鬱、憂愁、無奈、驚慌和恐懼凝固在空氣中。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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