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研究領域,越來越引起人們重視的一個重要課題,是關於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問題。現在人們得出一個共識:研究毛澤東必須研究鄧小平,研究鄧小平也離不開研究毛澤東。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比較研究中,才能夠深化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研究。對毛澤東鄧小平的比較研究已經開展了10多年,對這一研究的曆史進程、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進行曆史的和理論的反思,並在回顧曆史基礎上進行未來展望,對於推動這一研究的順利發展是非常必要的。

    一、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曆史進程

    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是在改革開放的實踐基礎上,在毛澤東研究的不斷深化以及由於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逐漸形成和發展所引發的對於鄧小平理論研究的日趨重視的情況下,而逐漸興起和發展起來的。從總體上來看,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曆史進程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

    (一)第一個階段:從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開以前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作出了科學的評價,從此以後,興起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熱潮。隨著新時期實踐的發展,這種研究逐漸帶有比較的性質。但這種比較主要是在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樣一個總體的框架之下來進行的。這是因為《決議》明確指出:“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和運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這實際上向大家提出了一個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任務。《決議》的這一論斷反映了當時鄧小平同誌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思路。他在1980年3月與《決議》起草小組的同誌談話時明確提出:《決議》中心的意思有3條,其中最核心的一條就是“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並強調說:這一條是“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他在解釋這個問題的時候講過一段很明確的話:“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是恢複毛澤東同誌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麵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決議》通過以後,就毛澤東思想本身的研究來說成果很多。但關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的研究成果還較少。主要原因是,這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的一些講話、談話正式發表的還不是很多,研究者掌握的材料有限。這項研究的真正興起,是在1982年十二大以後。十二大政治報告在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思想上理論上的成就時講道:“我們在思想上堅決衝破長期存在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各個工作領域獲得了生機勃勃的創造力量。我們恢複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麵目,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報告要求大家:“一定要堅定地繼承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入各個領域的實際,有係統地進行調查研究,並且善於針對錯誤傾向,正確地進行批評教育和必要的鬥爭。我們長期地堅持這樣做,就一定能夠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新的偉大實踐中,積累新的經驗,創造新的理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推向前進。”鄧小平在這次大會的開幕詞中,還首次使用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全新的概念。黨的十二大召開以後,1983年7月出版了《鄧小平文選》(1975—1982),為研究鄧小平及其理論提供了必要的材料。這一年又是毛澤東誕辰90周年,紀念毛澤東誕辰的活動把毛澤東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黨的十二大召開、《鄧小平文選》的出版、紀念毛澤東誕辰活動這幾件事情的綜合作用,使新時期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這一課題成為人們研究的一個重點。1983年以後在全國範圍內召開過多次以毛澤東思想新發展為主題的學術討論會。如,1983年12月、1986年10月這兩屆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討論會的中心議題都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對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1986年10月中國毛澤東思想理論與實踐研究會在長沙召開的會議,也是著重討論了在新的曆史時期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會後出版的論文集即冠以《堅持與發展毛澤東思想》的書名。在這個時期,還出版了專門研究毛澤東思想在新時期的堅持和發展的一些專著,如,楊超著《毛澤東思想的新發展》、胡福明等著《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同期出版的毛澤東思想研究著作中也都列專篇、專章或專節論述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問題,如,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組織編寫的《毛澤東思想原理講話》、雍濤等著《毛澤東哲學思想大綱》。在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方麵,廖蓋隆在1983年就發表了《毛澤東思想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篇長文,文中根據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和十二大精神,對於毛澤東同誌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基本思想作了簡明的概括。同時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鄧小平同誌在哪些方麵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83年《毛澤東思想研究》創刊號,發表了石仲泉的題為《〈鄧小平文選〉對發展毛澤東思想的貢獻》的長文,從六個方麵比較全麵地闡述了這個問題,反映了當時理論工作者大多數人對於新時期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基本認識。

    1987年黨的十三大首次係統地闡述並提出了“兩個飛躍”的學說,認為,中國共產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兩次曆史性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反複探索,在總結成功和失敗經驗的基礎上,找到了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勝利。第二次飛躍,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建國30多年以來正反兩方麵經驗的基礎上,在研究國際經驗和世界形勢的基礎上,開始找到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開辟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新階段。”十三大報告不僅對中國國情做出了新的判斷,並在此基礎上係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而且還第一次使用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這一概念,並對這一理論的內容作了十二條歸納。十三大報告在理論上的這些貢獻,對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進程發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麵由於對鄧小平理論有了初步的概括從而促進了人們對這一理論本身的研究;另一方麵由於提出了“兩次飛躍”和初級階段的理論使人們對鄧小平理論的研究本身就具有了比較的性質。同時,作為黨的文獻,這些概括也給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權威性的參照。因此,十三大之後,隨著鄧小平理論的發展和人們對這一理論本身的日益自覺,人們無論是研究毛澤東還是研究鄧小平都日益明顯地表現出將二者進行比較的理論衝動。例如,當人們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時就不可能不聯係到與之有頗多相似之處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這不僅使人們由於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而開始重新思考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社會價值,而且還有大量的文章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進行了對比性的考察。龔育之的《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胡喬木的《中國在五十年代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石仲泉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和關於革命轉變的理論》及《新民主主義革命論與過渡時期總路線》、燕淩的《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等文章,都是從研究初級階段理論立論的,但又都具有將其與新民主主義論比較研究的性質。再如,當人們研究十三大對鄧小平理論的十二條概括時,也不能不從對於毛澤東的堅持和發展的意義上進行曆史的思考,反過來,人們對於毛澤東社會主義理論的評價也都以這十二條內容為參照。事實上,在這一時期人們之所以重視對毛澤東關於發展階段、對外開放、價值規律、發展戰略、發展動力等思想的重估,也正是以十三大的有關理論為參照的,這本身就體現了一種比較研究的意向。“兩次飛躍”理論的提出本身就是從曆史的角度對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一種縱向比較,這一理論不僅成為人們當時思考的一個熱點,而且它作為一種思維框架也成為人們編寫毛澤東思想史著作所遵循的主要依據。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僅有大量的文章問世,而且也多次成為大型學術會議的中心議題。如,為了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0周年,1988年7月中國毛澤東思想理論與實踐研究會在長春召開的討論會,其中心議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兩次曆史性飛躍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社會主義的再認識。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之後所興起的“毛澤東熱”,其本身就是對改革開放實踐進行反思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反思通過對毛澤東的再發現表現出來,無疑是蘊含著對毛澤東鄧小平進行比較的一種心理要求。正是在這次“毛澤東熱”中,毛澤東鄧小平的比較研究由心理和感性層麵上的直覺對比逐漸轉化為自覺的理性層麵上的理論研究。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日益成為理論研究中的一個凸顯的課題。

    (二)第二個階段:從黨的十四大召開至今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並發表重要談話,這個“南巡”談話為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在江澤民所作的政治報告當中,對鄧小平理論做出了新的認識和新的概括。對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第一次在它的前麵加上了“鄧小平”三個字,鄭重地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與發展的新成果冠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稱謂。認為這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當代中國實際、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全黨、全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最可珍貴的精神財富,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指引我們實現新的曆史任務的強大思想武器。中共十四大正式地確定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對於我們黨的指導地位,就像中共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對於我們全黨的指導地位一樣,並且正式提出了要用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的戰略任務。這次會議對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關係做出了新的認識,既認為鄧小平理論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繼承,具有一致性,同時又認為它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大的發展,是一次質的飛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組成部分,確立了它作為旗幟的地位。這個報告的最後一句話就是:“高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朝著宏偉的目標奮勇前進!”這樣,十四大以後鄧小平理論的研究就有了一個比較快的發展。1993年公開出版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並且於1993年11月4日召開了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報告會。在這次會上,江澤民總書記作了《用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的報告,這個報告明確指出:“理論思維的成熟是黨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改革開放15年來,我們黨在理論上取得的最大收獲,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中,創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這個報告又重申了十四大的觀點,說鄧小平理論“第一次比較係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係列基本問題,用新的思想、觀點,繼承、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最新成果,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報告還通過回顧曆史,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鄭重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經過延安整風和黨的七大,又鄭重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經過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們黨又鄭重地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寫到了自己的旗幟上。這樣就把鄧小平理論作為一個獨立的組成部分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並列起來了。到了12月份,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中央召開紀念會,江澤民同誌作重要報告。在報告當中,他說:“我們黨在70多年的奮鬥曆程中,在自己的旗幟上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現在又寫上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黨在理論上的成熟和發展,有力地保證著我們的事業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由於黨中央對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之間關係的這一係列論述,給我們進行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提供了權威性的參照,所以,這一比較研究在中共十四大以後更加引起了大家的重視。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的毛澤東研究活動中,毛澤東鄧小平的比較研究蓬勃興起。全國毛澤東生平與思想研討會,是中共中央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探討毛澤東思想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成為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會議共收到論文113篇,其中把毛澤東鄧小平進行比較或者闡述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的論文有18篇,國家教委在湖南召開的紀念會,圍繞“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這個主題進行,會後出版的論文集《永遠的旗幟》,共收入論文97篇,其中進行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或者探討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的發展的文章有13篇。中國毛澤東思想理論與實踐研究會召開紀念會,也是圍繞著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而展開的,會議的主題就是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的理論貢獻,會後出版的以《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的理論貢獻》為書名的論文集共收入文章63篇,有21篇涉及到毛澤東鄧小平之間的關係或探討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問題。各省市、各係統都是圍繞著毛澤東思想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這個主題而展開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的理論研究活動的。從此後,報刊上進行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比較研究的文章明顯增多。一些相應的研究機構也適時成立,如山東大學成立了毛澤東鄧小平研究中心,上海社會科學院的《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也更名為《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進行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專著也相繼出版。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俞吾金的《鄧小平:在曆史的天平上》,這部著作表麵上看沒有比較的字樣,實際上是在對毛澤東鄧小平進行比較研究,同年該出版社還出版了周毅之的《鄧小平的思維藝術》,該書實際上是在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層麵上來闡明鄧小平的思維方式。1995年5月李安增等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毛澤東鄧小平的艱辛探索》由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同年10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鄭謙主編的《毛澤東與鄧小平》由湖南出版社出版。1996年3月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尹全忠的《毛澤東鄧小平思維方式比較研究》,同年5月施友鬆著《中國現代三大偉人——個性與時代轉換》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9月,胡移山著《兩代偉人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樊瑞平教授主編的《毛澤東鄧小平社會主義思想比較研究》(上、中、下三卷,150萬字)也即將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已經突破在堅持與發展毛澤東思想的總體框架下進行縱向考察的思路,表現出了全方位比較研究的趨向。學者們不僅明確地在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題目下做文章,而且使這種研究涉及到了經濟、政治、文化、個性各個層麵,取得的成果已經特別引人注目,以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為題的文章在報刊上已經隨處可見。更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還開始了對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比較的原則、方法、坐標等問題的自覺反思。如,1996年6月,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和山東省毛澤東思想研究會在東營市聯合召開了紀念中共八大召開40年、毛澤東逝世20年討論會,這次會議不僅以“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思考”這一帶有比較性的內容作為中心議題,而且還圍繞山東大學毛澤東鄧小平研究中心主任樊瑞平教授主持的國家課題《毛澤東鄧小平社會主義思想比較研究》對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有關問題進行了專題討論。1997年5月,全國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在南京召開了第9次年會,會議的主題是“《實踐論》《矛盾論》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次會議本身是要探索《實踐論》《矛盾論》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的哲學基礎作用,但在會議的小組討論中大家圍繞著樊瑞平教授關於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問題的大會發言,對這一課題本身的有關問題又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據筆者了解,在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八五”規劃和“九五”規劃中,都有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的課題立項,一些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已經開始了從不同角度對這一課題的深入和係統的研究。這一切都說明毛澤東鄧小平比較研究已經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並呈現向深度和廣度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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