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經濟地位決定政治意識的這些論述無疑是正確的，但經濟的這種決定作用是從根本意義上講的，它並不意味著政治意識的形成或改變與其他因素毫無關聯。這裏涉及到一個理論問題，即階級的政治意識與階級個別成員的政治意識的關係問題，也就是政治意識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共性和個性是辯證統一的關係，共性不能離開個性而存在，個性也不能離開共性而存在，共性隻能大致包含個性，但不能完全代替個性。毛澤東對共性和個性的關係有著更深刻的理解，並且將其看成是矛盾問題的精髓。他認為，階級意識的共性無非是共同階級利益基礎上階級情感的融通性、階級理想的共同性、階級生活的趨同性，但這不能否認個別階級成員在政治意識上對本階級的叛逆性。所以，毛澤東主張在考察一個革命者時，既要看他的成分和出身，又不能完全歸結為他的家庭出身。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政治意識並不完全取決於他的家庭的階級地位。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這是黨和毛澤東的一貫思想，正因為這樣，吸引了一大批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人參加了革命，在革命的熔爐裏徹底轉變了自己的政治意識，這是辯證法的思想在政治意識理論中的貫徹和體現。

    二、不同層次的政治意識

    唯物史觀認為，一定的社會意識由於其發展水平和概括程度的差異，按照從感性到理性、從低級到高級的次序，可以區分為兩個基本層次；社會心理和理論意識。作為社會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政治意識，根據它的發展水平和概括程度的差異，同樣也可以分為兩個基本的層次：政治心理和政治理論或政治意識形態。毛澤東在實踐活動中特別注意這兩個層次的政治意識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表現和作用，既注重研究人心向背，又注意理論的指導作用，且極力使二者結合起來，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勝利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一）政治心理

    作為低層次政治意識的政治心理，是指階級社會中的一定階級、階層或社會集團對社會政治關係或政治生活的一種不係統的、不定型的、自發的反映形式。它表現為人們的政治感情、政治傾向和政治信念，是一種不夠深刻的、尚未上升為理論的政治意識。

    雖然政治心理這種政治意識，對政治生活和政治關係的反映不甚深刻，但它對於人們所從事的政治活動的影響卻是巨大的。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就是政治生活中的所謂“人心向背”問題。毛澤東從事政治活動的一個重大的特點就是對“人心向背”問題非常重視，而且在這方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也就決定了他對政治心理必然具有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從他的實踐活動和實踐活動中留下的大量著述來看，他這方麵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明確人們的社會政治心理是分析判斷革命形勢、破除悲觀思想、增強革命意誌的客觀前提。政治心理一般都是通過人們的政治情感、政治傾向、政治觀念和政治態度表現出來，這些政治心理特征反映了人們的政治欲望和要求，反映了人們的政治心理趨向，因此它們就成為政治形勢的主要因素。政治家在從事政治活動、觀察政治形勢、製定政治策略時，就必須考慮這一重要因素。1915年列寧在《第二國際的破產》一文中，談到成熟的革命形勢時指出了三個主要的特征：“（1）統治階級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2）被壓迫階級的貧困和災難超乎尋常的加劇。（3）由於上述原因，群眾積極性大大提高，這些群眾在‘和平’時期忍氣吞聲地受人掠奪，而在動蕩時期，整個危機形勢和‘上層’本身都迫使他們去進行獨立的曆史性的發動。”

    很顯然，列寧講的第三條，就是講的群眾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態度和要求的問題。也就是說，這裏的“積極性”是指被壓迫階級不願再維持現存秩序，迫切要求改變現狀，推翻統治階級的政治心理傾向。列寧把它看作革命形勢到來的一個重要特征，把它看成製定政治策略的根據，反映了他對政治心理的重視。

    毛澤東將列寧的這一思想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並進一步發揮和展開了這一思想，時刻將人們的社會政治心理作為製定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作為判斷革命高潮的根據。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有些同誌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危機關頭，對紅色政權的存在產生了懷疑，發生了悲觀的情緒。毛澤東認為，在判斷中國的政治形勢時，要采取正確的方法：“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隻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要透過現象抓本質，就可以看到現在的形勢可以用中國的一句老話來概括，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意是說革命的星火點燃了埋藏在群眾心裏的憤怒和反抗的幹柴，可以形成革命的形勢。在這裏，毛澤東正是通過分析群眾的政治心理、政治要求來說明這一問題，並據此判斷革命形勢的。1927年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誌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為不然。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來，隻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真正向前發展了，才能作判斷。既然國際上帝國主義相互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帝國主義和它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一迫切，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導致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擴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戰，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展起來。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使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讓步的事實，這就必然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中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製地增加軍隊，並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於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利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於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升學，許多在校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後，許多畢業學生就業無望。在此，毛澤東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社會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的政治心理，從而得出了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結論。

    其次，政治心理的趨同和匯聚顯現了一種政治力量，這種政治力量反映了人心向背。這種人心向背的力量在政治鬥爭中是一種巨大而無形的衝擊力。它是通過施行政治活動的政治主體來起作用的。在曆史上憑借政治心理的力量來加強自己的統治的例子很多。春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管仲認為，順民心是為政之本。戰國時期的孟軻主張“政在得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孫中山在寫《建國方略》時也看到了這一問題。他說：“夫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現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汙，係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列寧也十分重視人民群眾政治心理對於革命的作用。他說：“應當同工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非常熟悉工人生活，能夠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正確地判斷群眾的情緒以及他們的真正願望、要求和想法，能夠不帶半點虛偽的臆測來確定群眾的覺悟程度，確定群眾受了某些舊偏見和舊殘餘多少影響，能夠用同誌的態度對待群眾，關心滿足群眾的要求，以此贏得群眾的無限信任。”如果我們連群眾的情緒都不十分清楚，不善於跟群眾打成一片，不善於發動工人群眾，就根本談不到發揮社會民主黨的革命先鋒隊的作用。毛澤東繼承了列寧的思想，揚棄了中國先哲的思想，在政治實踐中非常重視政治心理的力量。正因為如此，他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始終把群眾工作放在重要地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求解放和謀利益的，因此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相信人民群眾。為此必須和人民群眾密切結合，及時了解人民群眾的政治心理，引導他們進行革命。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和毛澤東就認識到“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隻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隻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從而把組織革命戰爭和改良群眾生活看成兩大任務。這樣就會將群眾中蘊藏的巨大潛力發揮出來。要做到這點，毛澤東指出：“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即使在戰爭年代，“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誌脫離了群眾，不了解群眾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群眾組織生產，改善生活，隻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後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末，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在毛澤東製定的群眾路線的基礎上，我們黨充分注意群眾的政治心理，使其成為進行革命的堅強政治基礎。

    再次，政治心理的趨向是增強團結的紐帶。在一定的條件下，特別是當社會出現大的波動，比如國內發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或國家麵臨異族入侵時，社會成員的政治心理的趨同方麵，往往反映了社會成員的大多數人的要求和願望。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政治心理就會成為聯結人們之間關係的紐帶，使全社會成員間的凝聚力增強起來。毛澤東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注重把握人們的政治心理，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後，黨和毛澤東除了在人力、物力和製定正確的戰略戰術方麵進行不懈的努力外，在這一方麵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澤東認為：“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要勝利又忽視政治動員，叫做‘南其轅而北其轍’，結果必然取消了勝利。”這種政治動員、政治鼓動、政治號召，使全國人民通過政治心理活動的同頻共振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波，增強了戰鬥力，確保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同樣重視了這一點。

    （二）政治理論或政治意識形態

    毛澤東不僅注意研究作為低層次政治意識的政治心理的作用，而且更重視作為高層次政治意識的政治理論或意識形態的作用，並將其運用於革命和建設的政治實踐中。毛澤東對政治理論或政治意識形態的闡發集中在兩個大的方麵：

    1.在實踐中發展政治理論，增強政治主體政治意識的自覺性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因此指導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鬥爭的政治意識形態顯然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隻是指導政治實踐的普遍真理，我們采取的隻是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要想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還必須將其與中國的革命政治實踐結合起來，創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理論。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強調以下三點：

    其一，在實踐中形成正確的政治理論。毛澤東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從來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實踐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他自始至終是反對教條主義的。他主張應該在實踐中形成指導實踐的正確理論。本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前期，中國革命中存在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把共產國際指示、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給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造成了重大的損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此進行了反對和抵製，並在這種反對和抵製中自覺地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創立了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從理論上對此進行了總結和闡發，提出了要在政治實踐中發展政治理論的正確思想。他在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明確指出：“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黨——共產黨的鬥爭策略的正確和堅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絕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裏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鬥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必須把馬克思主義一般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在實踐中找到正確理論的生長點。“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毛澤東提出的這一理論原則貫徹於他一生的理論創造生涯。正是在實踐中，他形成了以《新民主主義論》為核心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係列正確理論。

    其二，在實踐中檢驗政治理論正確與否。對於政治理論形成以後，到底正確與否，毛澤東認為也必須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的實踐。”“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毛澤東在這裏是從一般意義上講的，但也同樣適用於關於政治理論的情況。不僅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政治理論是如此，指導具體政治實踐的政治理論也是如此。比如對於中國應該向何處去的問題，在40年代曾發生過激烈的爭論：頑固派認為，中國既不是半封建社會，也不是半殖民地社會，所以“救中國的方法”既不能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不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要按“四大家族”的樣板發展資本主義，實質是建立封建法西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以中國的托派為代表的“左”傾空談派認為，中國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因而“救國方案”不能是進行民主主義革命，而應該發展“社會主義運動”。動搖不定的民族資產階級認為，應該走中間道路，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同時，共產黨內部也有一些人由於受“一次革命”的影響，也幻想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這些對於中國向何處去的政治理論式的政治方案，哪一個是可行的呢？這隻能在實踐中得到檢驗。亦即哪一個能夠拯救中華民族，引導我們走向解放之路，哪一個就是真理。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科學思想主張，實踐證明，他的這一理論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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