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公式：群眾——領導——群眾

    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須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主體——人民群眾的有機結合，即實現馬克思主義群眾化和群眾的馬克思主義化的雙向統一。毛澤東將這個統一具體化為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首創精神與革命政黨馬克思主義科學領導的有機統一，並提出實現這個統一的公式：群眾——領導——群眾。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具體論述了這個公式的內容：“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係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係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在這裏，領導代表著馬克思主義一般理論，群眾的具體活動代表著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堅持群眾路線，在實踐中實現領導與群眾相結合，也就是實現一般與個別、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因此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辯證運動過程，也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

    （三）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法：獨具特色的方法論體係

    從總體上說，毛澤東關於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法論體係是由一般方法和具體方法兩個基本層次構成的。所謂一般方法，是表明立場、觀點的方法，即具有世界觀意義的基本方法，它是具體方法的基礎。在這個層次上，毛澤東特別注重調查研究的理論和矛盾分析的方法。調查研究，它包括調查研究的目的、任務、態度、方法等許多內容，這是毛澤東提出並大力提倡的理論和方法。他認為，一切從實際出發，對中國特殊的國情進行艱苦細致的調查研究，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鍵，是使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中心環節。毛澤東曾反複強調，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做周密的調查，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隻有這樣，才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矛盾分析的方法，其內容包括一般的矛盾分析法、社會矛盾分析法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分析法等許多方麵，這是毛澤東一向重視並做出重大貢獻的方法。他所周密論證並大力倡導的矛盾分析法，其著重點是置於矛盾的共性與個性的辯證關係的問題上，並把它作為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而加以強調，目的就在於啟發人們要牢牢掌握這一科學方法，正確認識和處理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統一和結合的問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所謂具體方法，是指建立在一般方法基礎上，適用於某一特殊領域的具體的方法。比如，關於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的辯證方法，關於無產階級政黨的政策和策略的辯證方法，關於黨內團結和鬥爭的辯證方法，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辯證方法，以及一些具體的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等，這方麵的內容相當廣泛和豐富多彩，幾乎涉及實際工作的各個方麵。這兩個層次，相互滲透，有機統一，形成了完整的思想方法論體係，這個體係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過程。

    （四）克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主要阻力：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

    毛澤東是把實事求是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基本思想前提加以強調的，很顯然，與實事求是相對立的思想原則，即主觀主義就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主要敵人。毛澤東指出，這種反科學的主觀主義，是共產黨的大敵，工人階級的大敵，人民的大敵，民族的大敵，隻有打倒主觀主義，馬克思主義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這就是說，主觀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的主要阻力。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教條主義脫離具體的實踐，經驗主義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這兩種機會主義的思想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這樣，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就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主要阻力的兩種具體表現形式。因此，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毛澤東不斷地提醒大家要處理好兩個方麵的關係，一是處理好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與馬列主義理論的關係，以防止教條主義；二是處理好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與局部經驗的關係，以防止經驗主義。對於第一個關係，毛澤東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是要堅持的，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這是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反複強調的思想。對於第二個關係，毛澤東闡明了兩個方麵的意見：一方麵要正確對待外國經驗。對外國的經驗不能機械地照搬，要批判地吸收和借鑒。“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另一方麵，要正確對待自己的經驗。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對照搬外國的戰爭經驗作了分析後，對照搬自身經驗的情況也作了透徹的剖析。當時有人認為，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我們應該學習它，具體地說，就是學北伐戰爭的長驅直進和奪取大城市。毛澤東明確指出：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應該學習的，但是不應該刻板地抄用，因為我們現時戰爭的情況已經變化了。我們隻應該采用北伐戰爭中那些現時情況下還能適用的東西，我們應該按照現時的情況，規定我們自己的東西。上述表明，對於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這兩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要阻力，毛澤東是時刻保持警惕性的，並在實踐中形成了克服這兩個阻力的一整套有用的方法。

    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特色

    40年代毛澤東曾說過：“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竟有多少人創造了可以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科學形態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這表明了毛澤東對理論落後於實踐狀況的憂慮，也昭示了把中國革命的經驗馬克思主義化的意向。毛澤東一方麵強調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另一方麵又非常注重總結升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並融合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使實踐經驗馬克思主義化，形成富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體係——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黨的“七大”以組織的權威確立了它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並在決議中明確指出，在中國隻有毛澤東的思想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是最堅固的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所以是科學的指導思想，就是因為它既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這個應用性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革命的具體實踐而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的應用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它的主要理論特色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麵：

    （一）理論內容上的倫理性

    在理論內容上，毛澤東思想既正確反映了社會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又正確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因而具有嚴格的科學性和真理性。然而，毛澤東思想又是在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而中國傳統文化又具有注重政治倫理的優秀傳統。這樣，毛澤東思想在內容上就具有了明顯的倫理性。這不僅表現在關於道德方麵的思想學說在毛澤東思想理論體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表現在他善於把真理的力量內化為人格力量，把曆史尺度內化為人的價值尺度，從而實現了真理與倫理、曆史尺度與價值尺度的內在有機統一。從總體上看，毛澤東思想的這種真理道德化、倫理化的特性，主要體現在他關於真理標準與人民利益標準的內在統一的思想之中。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活動都必須既要按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規律辦事，使其符合曆史尺度，體現真理的要求；同時又要符合人民的利益，體現群眾的要求。他說：“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這段話清楚地說明了真理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典型地體現了毛澤東把科學真理倫理化的基本思路。事實上，作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方麵，都既是真理性的命題，又寓高尚的道德倫理於真理內容之中：“實事求是”是忠誠老實的人格化身，毛澤東經常把實事求是的真理性要求同講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的倫理要求同時並提；“群眾路線”體現了大公無私、克己奉公的崇高精神，毛澤東倡導的群眾路線不僅是我黨尋求真理的思想路線，也是我黨關心群眾、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的工作路線；“獨立自主”則展現了傲然挺立、凜然風骨、自強不息的道德追求。毛澤東思想中的這種真理與道德相統一的二重風格，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其作用的充分發揮起到了巨大的內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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