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單位，我是處處負責。在第一個政府部門單位工作時，我的工作任務是67個單位（67個工資單位下麵又有680個報賬機構），9000人左右的每月工資審核，申請財政撥款，按照審核結果向67個工資單位撥付當月工資經費，部門本級財務核算，各種報表。以上工作每月一個循環。此外，對於680個業務單位的基本建設、設備設施增置、維修改造等申報項目，要親自實地考察、寫出意見，提交局務會議審核、審定以後，進行款項組織、撥付，以及項目實施的檢查。還有每年大體兩次大的內部學習會的後勤保障工作的組織。另外，每年輒有一段時間（1到2個月不等）被抽調出去，配合政府中心工作，下鄉駐社駐村。這樣算來，平均每月將近一半時間是騎著自行車奔波於下屬單位或鄉間。大約兩年期間，一個局的計劃財務科，實際就我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部分下鄉調查的事，有時就抽調下屬材料站的同誌以及相關單位幫忙。即便如此，加班也是自然而經常的事。當然，那時，單位同事也都經常自覺加班。鬧地震的那年，一次周六回家，晚上快半夜的時候從村上通知中得知有可能地震的消息。我告訴妻子，我管著單位檔案室，那裏存放著幾千名幹部職工的個人檔案和單位大量的文書資料，我不能再呆在家裏了，於是騎自行車8公裏，連夜趕回了單位。
我在單位大概是最負責任的人之一，但在家裏，往往成了最不負責任的人。家中大事小事，全都留給了妻子。她要侍候癱瘓在床的母親，照管年幼無知的孩子，還要工作，家庭收入又是入不敷出。尤其是母親患病以後，治療花費很大，致使家裏經濟上非常拮據。經常的情況是，如果我沒發工資家裏就沒錢，發了工資先還賬，家裏差不多還是沒錢。有一年學校開學，兩個孩子上學的報名費共計3元5角錢沒有湊夠，妻子因為母親生病四處求借，已經拖累了不少的親朋好友，這次不想再麻煩別人。無計之下，她在家中搜尋可賣的廢品破爛兒，連孩子枕頭裏的碎布頭也拆出賣掉，總算湊夠學費給兩個孩子報了名。我工作的單位是學校的上級主管部門，但我的妻子從沒給學校提過任何困難，那次學費不夠實在難以解決，也不向學校提出。還有一次，那是女兒四歲多的那年，有一天，突然不知去了何處，四處尋找不見。後來姑姑提醒說孩子剛才說想吃蜜棗，她從身上摸出兩分硬幣給了她，莫非孩子去了商店。妻子趕緊沿著往商店的路去找，半道上碰見了回來的女兒，就對孩子說：“走，媽媽給你買蜜棗。”女兒說：“不用買了，我都吃了。”問她怎麽吃的。她說在地上撿到一個吃了，手中還握著她的兩分硬幣。妻子心痛無比，默默地承受，她也不告訴我。後來，我偶爾知道這些情況，深感自己良心有愧，暗想以後要注意對家人負好責任。但是，後來又發生了同類失誤。那是兒子上初中期間，學校給學生訂製校服。他回家告訴媽媽，媽媽沒錢，隻好說不做。後來有一天，兒子戴了一頂看來像是與校服配套的帽子回家，媽媽審核，果是。家裏沒給錢怎麽會有一頂帽子，妻子開始審查兒子買帽子錢的來路。審查的結果是，他偶爾發現供電局在街上裝電線，放學以後，就等在電杆下，撿人家剪下不要的廢電線頭，拿到廢品收購店賣後湊錢買的帽子。每天在家相見，但我卻不知道兒子要錢訂校服的事，也不知道孩子去撿廢品。後來得知此事，我無比後悔，又非常感動。後悔的是一次次的教訓，我還是沒有仔細關心家人。感動的是兒子沒有自卑，沒有埋怨，不甘現狀，自尋出路。但是，再後來，又發生了一件我心中明明白白的後悔事。1992年，我被政府抽調擔任社教工作隊隊長在某鄉工作期間，女兒準備結婚，時間定在一個星期日。我星期六下午從鄉上回到家的時候，天已快黑。在樓下迎麵撞見我原來工作的文教局已經退休的老局長，他帶著老伴到我家裏剛剛問了情況，從樓上下來。看我推著自行車歸來，微笑著問：“怎麽才回來？”雖然帶著笑意，聲音不大，語氣平和，但我分明感到這位和善老人對我的體恤和嗔責。我無言以對，也隻輕輕回答了一句：“噢，才回來。”然後，老人又把我女兒結婚應該準備的事情仔細叮嚀了一遍。第二天，給女兒辦完婚事以後，我的心裏一直都在不停翻騰，很不好受。女兒小時撿吃蜜棗，上學工作我很少關心，準備婚事我又回來得晚，沒錢給她準備應有的嫁妝……想著想著，我實在憋不住了，把房門關上倒鎖，一個人在裏麵放開哭了一場，用眼淚和痛苦，懺悔我的沒有盡責。這一次良心清算，對我自己來說是又一次重重的刺激。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