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上級政府有關部門為了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組織調查了解企業引進資金方麵的情況。G女士負責酒店行業調查,來S酒店調查了解的時候,由我接待。G女士已經去過多家高星級酒店,來S酒店是最後一家,座談開始,她就講:酒店大同小異,與好幾家酒店都已談過,你們這裏,既已安排,就談一談。按照G女士的來意說明,我提出了一個既省時間又解決問題的建議:我不再做全麵匯報;由G女士提出還想知道但尚未了解的問題,由我有針對性的回答匯報。G女士欣然同意。就這樣,一問一答,一來一往,不覺兩個小時過去,G女士還意猶未盡,興致不減,仔細地聽,還不停地做著筆記。

    最後G女士講,本以為酒店大同小異,你們酒店排在了最後,談不談都可,沒想到聽完你的介紹,才感到很值得來。你們與其他酒店不一樣。

    我說:“大家都是做酒店的,會有什麽不同?我們還能把酒店做成個花?”

    她笑了說:“真的覺得不一樣!”她接著問我:“你談了兩個小時沒有聽到一句埋怨話,為什麽?你們沒遇過難事?”

    我告訴她,不是不遇難事,隻是對問題的思考角度和理解不同而已。

    她問我道理,我告訴她原委。

    首先,大道理就應該少埋怨。作為酒店高級管理人員,應該都學過政治經濟學,非常清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個基本規律。按照這一原理,政治體製改革永遠會滯後於經濟體製改革。政府屬於上層建築,其改革屬於政治體製改革範疇。投資環境和經營環境問題,是政府機關的職能作用發揮的結果。既然政治體製改革必然滯後於經濟體製改革,那麽,投資環境和經營環境問題的改善解決,也必然相應滯後於人們對於投資環境和經營環境的期望和要求。也就是說,投資環境和經營環境趕不上需要的矛盾問題,永遠都會存在。這是規律決定,不單純由於人為。如果埋怨,到死也埋怨不完。再說,如果所有的環境問題都解決好了,隨便找個人都能做了,還要我們這些高級管理人員何用?我們不抱奢望,隻要看到政府在不斷的跟進,環境在不斷改善就滿足了。

    再想,政府人員也有怨氣,甚至也很大。能在政府做公務員者,不是沒有本事,也不是不努力,那麽,憑什麽改革開放以來,其工資比合資企業的管理人員低得多。說客氣一點,政府工作人員是為改革開放作了貢獻,說不客氣點,是改革開放的犧牲品,在默默承受著改革開放的代價。他們為企業創造環境,讓投資人賺錢,讓投資項目的從業人員獲得比較好的待遇,而自己享受的收入待遇相對較低。如果換位思考,也會心理不平衡的。我了解政府在這方麵的情況,深知如此。

    由於以上兩條,我們對政府比較理解。遇到困難問題的時候,不去消極埋怨,而是積極麵對。因此,比較有共同語言,就能相對減少問題的發生,減輕問題的程度,容易達成解決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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