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默契義。這個意思，筆者想借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Thomas Schelling）的術語來說明。謝林舉了一個例子：先生和太太在百貨公司走失了。他們多半會想（那時候還沒有手提電話）：有沒有一個地點，是很明顯的雙方都能想到，要是走失了，在那兒就可以找到對方的（比方說，在百貨公司的正門之類）？要是夫妻二人心目中都有一個這樣的地方，他們就能夠輕易地再次會合了。謝林稱這樣的配合為默契（tacit coordination）。在這個用法裏，默契可以是明言的，可以是沒有明言的，重要的是它獲得了參與各方的互認（mutually recognize）。舉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傳統社會裏（不過是幾十年前罷了），對大部分情人來說，為了何時可以性交的問題而爭執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大家都假定了婚前不能有性行為。隨著社會開放，情人之間開始為這個問題感到困惑甚至爭執了。這當然提高了社會生活的成本，可是這種社會成本，卻是自由社會時常忽略的。社會要運作得好，我們就必須建立許多社會生活的默契，其中不少默契都多少帶有任意的成分。比如說駕駛汽車，究竟是左上右落好些，還是右上左落好些，本無一定的答案。但是，一旦默契形成了，這個默契就成為一個秩序，而我們就有遵守秩序的義務。
禮的第三層意義是符號義，也就是說，它是用來表達某種道德的情感或態度的。禮的這個意義最常見於各種各樣的儀式。為了表達政權的莊嚴，國家元首就任時一定有就任的儀式。此外，畢業時有畢業禮，結婚時有婚禮，人死了有喪禮，甚至是尋常百姓的生辰，也要辦個生日會，這個生日會當然也是一個儀式。這些儀式雖然意義有別，但作為符號，則同樣是用以表達對某些事情的重視。人是很奇怪的，沒有符號則可，一旦有了符號，而符號若用得不對，我們的內心就會感到不舒服。人家叫你的名字時，把你的名字讀錯了，你並不因此受到侮辱，但你就是渾身不舒服。更重要的是，一旦用慣了某個符號來思考，這個符號就會左右著你的思維。情人吵架了，一方問另一方：你把我當什麽人了？另一方答“丈夫”或是答“男朋友”，那是力量很不相同的答案。所以孔子強調：“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論語·子路》）。沒有一個恰如其分的符號或名字，行事的理據就得不到充分的表達，結果就由理直氣壯變成辭窮理屈，正義也就不能得到伸張了。
禮的最後一層意義，筆者稱之為教化義。禮之所以能教化人，有兩個理由。第一，人是群居的動物，因此我們都有一種融入群體的天性。為了融入群體，我們就難免以群體生活的既定秩序來作為自己行事的參照係統。我們大概都說過如下一類話：“哪有人赴宴不送賀禮的？”“哪有人把內衣穿在外麵的？”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我們就是在假設，按照社會實際的常規行事（至少一般而言）是合理的。不但這樣說，實際上我們也時常這樣做。因此，當好的行為成為社會的常規時，人們就會不費力地做出許多好的行為來。第二，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卡西勒（Ernst Cassire）語］。人的這個特點，使人得以用符號來建構理想中的世界，然後用這個理想的世界來指導自己的行為。於是，許多有價值的事物，首先得寄存在一個符號（例如上麵所講的各種儀式）之中，再透過符號來把這些價值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並且一代一代地承傳下去。
總括而言，禮就是一套有用的生活常規，幫助人適應世界（本序）、協調合作（默契）、溝通理解、創造意義（符號）、傳遞經驗、陶鑄人心（教化）。當一個良好的禮秩序發生效用之時，社會就處於一個自發的和諧狀態。相反，良好的禮秩序瓦解之時，人與人之間就會因為欠缺一個共同的調適機製而陷入內耗，這就是所謂禮崩樂壞的意思。用禮的觀念來思考道德問題，我們就會把社會活動連接成一個巨大的有機體。每個人的每個行為，都可能對這套常規帶來助益或造成傷害。因為常規不存在於別的地方，它就存在於群體的實踐之中。一套常規不論在理論上如何完美，但當一個社會的成員不再實踐它的時候，它就會瓦解，因為它已不再是大家在群體生活裏的默契。因此，不論為政者或人民，都有義務為了建立和守護一個有效的禮秩序而共同努力。
禮的基本精神
以上的解說隻關乎形式，而非關乎內容。筆者說禮有本序義、默契義、符號義和教化義，卻沒有描述這個本序和默契的內容，也沒有說禮的符號代表了什麽，教化了些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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