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從太宗到玄宗都奉行“三教並行”的思想文化政策。當時，佛教的興盛自不必說，就連道教也因其教祖老子（李耳）與皇家同姓而受到格外重視。佛、道的流行引起了一些崇儒人士的不滿，他們紛紛主張排抑佛老。特別是佛教，其不敬王者、不孝父母、不養妻子的解脫主義行徑，與儒家注重綱常、尊王孝親的思想觀念是相矛盾的，它既不利於王權政治，也不利於國家穩定和經濟發展。正是從維護儒學正統地位和國家利益的要求出發，中唐時的韓愈提出了自己的儒學“道統”理論。
韓愈一針見血地指出：“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原人》）我們知道，“道”本來也是佛道思想的重要範疇，但韓愈所言之“道”與其有重大區別，實際上是對儒家仁、義等社會倫理原則的抽象及其所蘊涵的“人本”、“民本”等人文精神的揭示。他認為，“博愛之謂人（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原道》）可見，仁是人的內在道德，義是行為表現，遵行仁義即為道，德則是一種對仁義的內在自覺；道德與仁義的關係類似於形式與內容的關係。照韓愈看來，“老子之所謂道雲者，去仁與義之也”，而佛家之道，也是“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同上）也就是說，儒之道有利於維護君主政治和人之大倫，而佛道的基本思想傾向都是出世的，它們一個講出家成佛，一個求長生不老、羽化成仙，都隻注重個人的修煉與解脫，與現實的人生和社會政治有較大的距離。
為了進一步幫助人們對儒學之道的理解，韓愈引用《大學》中的治國、齊家、正心、誠意的觀點，指出：“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同上）就是說，正心、誠意是人的道德修養過程，是人之為人的根本，但其落腳點卻在外部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上，隻有把內在的道德轉化為外在的社會行為，才是儒家的真正目的。
在此基礎上，韓愈借鑒了佛教禪宗“祖承”係統的思維方式，以曆史演變為背景，構建了一個儒之道代代相傳的“道統”係統。他認為，儒家從孔子起就講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先王之道為號召，以道的傳承自居；可以說，從堯舜直到孟子，儒家之道一脈相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同上）韓愈指出，這些儒之道的傳人們，或者將道運用於社會政治實踐，或者在人格和理論上修道弘道，使道能代代相傳。而這一“道統”的曆史表明：儒學之道的產生和實踐都遠遠早於佛老，它理應是華夏文化之“正統”。可惜的是，繼孟子後，許多所謂的儒者隻注重儒學的皮毛說法，而忽視其根本，結果便導致了儒學的衰微。解決這一危機的辦法就是破除董仲舒以來的經學舊說，以儒家的“道統”為核心，重建儒學。
可見，韓愈的“道統”論是對東漢以來中華大地上儒、佛、道為主的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的一次全麵總結。通過其對“儒家之道”的透視，我們發現，正統儒學的精神實質既不是以董仲舒為代表的經學所鼓吹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和“三綱五常”，也不是魏晉南北朝以來玄學所宣揚的出世解脫和所謂的精神自由，而是個人道德人格和社會責任的真正體現。說透了就是《大學》所倡導的“明明德”與“親民”，就是道德仁義合倫、黎民百姓安康的“人本”與“民本”的社會價值取向。舍此，就必然會背離儒學的“道統觀”，也就等於拋棄了儒家的精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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