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戰線是一定曆史時期不同的階級、階層、政黨、集團乃至民族、國家為了實現一定的共同目標，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組成的政治聯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統一戰線問題的實質就是如何對待資產階級的問題，即在階級矛盾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而當民族矛盾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就是如何科學、正確地對待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問題。九一八事變後，隨著中日矛盾逐步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黨開始了從關門主義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轉變，並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和抗日戰爭初期逐步實現了從反對國民黨蔣介石反動統治的革命統一戰線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愛國統一戰線的偉大轉變，由此實現了中國革命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轉變。
一、從關門主義的下層統一戰線到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策略的初步確立
黨的統一戰線思想萌芽於大革命時期，但由於大革命的失敗而沒有得到繼續發展。九一八事變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是，以王明為首的“左”傾中央卻執行關門主義的下層統一戰線策略，斷定“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把反資產階級和反帝反封建並列，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他們排斥了上層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軍隊中的愛國將領和地方實力派，如認為馮玉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始終是我們的階級敵人”；對福建事變采取關門主義的政策，要嚴格地無情地“揭露福建派口號與綱領的反動性及其領袖的動搖、妥協、出賣”。
下層統一戰線策略嚴重背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其實質是不要統一戰線，因而，他們的抗日主張是無法真正實現的。可見，在民族危難關頭，改變黨的策略路線，建立包括各階級廣泛參加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是當務之急。
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以批駁“左”傾教條主義的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為主，同時也暗示著對“左”傾教條主義政治路線的不滿。在長期的教條主義指導下，特別是在長征這個特殊的曆史時期，要徹底改變黨的政治路線，則必須從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逐步去完成，因為後者在長征中更具有決定意義。遵義會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的確立，為黨的政治路線的改變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製定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礎和組織保證，成為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確立的邏輯起點。
1935年8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國外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拋棄了打倒一切帝國主義、武裝保衛蘇聯等不切實際的口號，提出了建立上層和下層都包括在內的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這是黨的政治路線開始改變的標誌，但由於紅軍正處在關鍵的長征中，加之與外界聯係的中斷，所以黨沒有得到這一指示。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在國內發出了《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抗日討蔣是目前中國唯一的出路，是中國共產黨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務。”“黨的策略方針是進行廣泛的統一戰線，這就是說黨要聯合一切抗日討蔣的力量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消滅蔣介石。”“指示信”批判了黨內長期存在的關門主義錯誤，初步提出了“抗日反蔣”口號，“為兩個月以後形成的瓦窯堡會議決議提出了基本思想。它是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形成中的一個裏程碑。”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後，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和《關於開展抗日反蔣運動工作的決定》，提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與打倒蔣介石國民黨的革命戰爭，成為不可分離的兩位一體的任務”，“不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無法打倒蔣介石國民黨，不打倒蔣介石國民黨，我們也無法停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抗日反蔣是全中國民眾救國圖存的唯一出路！”當時，蔣介石麵對日本侵略繼續采取妥協退讓政策，基本方針還是“攘外必先安內”，“因此中國共產黨還是將‘抗日’和‘反蔣’這兩個口號並提，但是，已經將‘抗日’擺在第一位了”。29日，中共中央發表了《抗日救國宣言》，重申了《八一宣言》中的各項政治主張，對廣泛的統一戰線做了全麵闡述，注入了許多新的內容，如強調“反對目前最主要的敵人”，對“上層統一戰線”也要爭取。對於敵對的軍閥、政治派別可以不念舊惡；同英、美帝國主義可以建立友誼；要爭取各種機會、利用各種方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即使“隻反日不反蔣”“也可以”。同時還係統地分析了關門主義的特點、表現、產生原因及危害，提出“同黨內‘左’的關門主義開展最堅決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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