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源》把外交解釋為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交涉。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處於非執政地位，其外交也處於非正式階段。但是，麵對特殊的國內外環境以及變化的國際形勢，為最大限度地影響和爭取人民，捍衛國家利益，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站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製定了一條“積極的、抗日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探索與實踐，成為中國共產黨真正外交的開端。在當時，幫助我黨突破了國民黨的重重封鎖，打開了一條通向全國、全世界的通道，令世界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及其領導下的一個嶄新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抗戰聖地——紅色延安。在此後，則為新中國外交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成為新中國外交的理論與實踐之源。其中某些寶貴經驗，已經成為我黨我國外交政策的原則和宗旨，對於正處於改革開放和複雜國際環境中的今日中國，仍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
一、延安時期主要外交活動回顧
中國共產黨相對獨立的外交探索始於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並以相對獨立的外交政策為理論指導。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滅亡全中國的侵略戰爭。針對國民黨抗戰態度的猶疑不定，毛澤東在7月23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方法和前途》，正式提出“抗日的外交”，稱“不能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沒收其財產，廢除其債權，肅清其走狗，驅逐其偵探。立刻和蘇聯訂立軍事政治同盟，緊密地聯合這個最可信最有力量能夠幫助中國抗日的國家。爭取英、美、法同情我們抗日，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條件下爭取他們的援助。戰勝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於敵人的。”這可以被看做是我黨第一次公開的和全麵的闡述自己的外交立場。而後，伴隨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在對戰爭的態度以及形勢的判斷上分歧日深，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與我們黨的外交政策出現了明顯區別，對此，毛澤東在1940年12月為中共中央寫的黨內指示《論政策》一文中特別論述了這一區別，指出了各自外交方針的不同：“我們的根本方針和國民黨相反，是在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盡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國民黨那樣放棄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去依賴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國主義的集團。”這一指示，事實上把我們黨在革命根據地內所奉行的外交方針政策與國民政府的外交方針政策區分開來，為邊區政府相對獨立的外交政策及活動提供了理論基礎，以此為指導，我黨展開了積極的外交實踐。這裏從外交發展的角度，按時間順序將這一時期的外交活動劃分為三個大的階段。
第一階段：抗戰初期至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以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為目的，全麵開展民間外交。我黨通過加強組織機構建設、製定總的外交綱領，頒布來去自由等實施細則，吸引包括陳嘉庚等愛國人士在內的、數以千計的中外人士不遠萬裏來到邊區參觀遊曆；也吸引了包括白求恩、柯棣華等在內的一批來自世界各國的國際主義戰士奔赴中國與我國人民並肩戰鬥。遙遠偏僻的延安在眾多來訪者的客觀描述中逐漸成為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一處神秘而充滿吸引力的紅色聖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與民主進步開始被邊區之外的世界所了解和接受。
第二階段：從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至1943年底，我黨主要致力於倡導和推動世界尤其是亞洲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陝甘寧邊區先後召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會”和“全國青年反法西斯大會”。兩次具有世界意義的大會的召開，將東方各民族的反對侵略、爭取解放的鬥爭推向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向世界證明了我黨抗日主張的巨大號召力，對提高全國人民抗日熱情，掀起全國乃至亞洲反日高潮具有相當積極的作用，延安因此成為當時中國和其他亞洲各國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一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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