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世界通過長征了解了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後，世界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偉大成就而進一步研究長征。當前，長征研究具有研究領域寬、認識全麵、不囿於成見，勇於創新的特點和趨勢，但是研究的重點極不平衡，大多集中在對長征的原因、出發地和落腳點、重要會議、主要戰鬥、長征途中黨的統戰工作以及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和長征精神等幾個主要方麵，而對長征曆史地位作用的研究則是當前長征研究最大的薄弱環節。“長征不僅僅是一次傑出的軍事成就，還是一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政治行動”，因此，“對長征的評價還遠遠沒有完結”。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深化對長征的研究，就必須把長征放在更為寬廣的視野中，從中把握長征曆史脈絡和中國重大問題演變和發展的客觀性、必然性，它不僅有助於推動長征研究和中共黨史研究，而且對於弘揚長征精神、充分認識共產黨人的先進性有重大的曆史和現實意義。本文認為，長征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必須關注和正確處理以下七個方麵的關係。
center（一）
長征作為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上一個重大的曆史事件，它首先是一次重要的軍事行動，是各主力紅軍從南方到北方實行戰略轉移的曆史過程，同時，它的發生和發展中也包含著曆史的必然性，因此，我們應該在認識長征曆史過程的同時，從整體上去分析長征中內在的、帶有規律性的問題，進而認識長征的曆史必然性和長征中一些重大變化的曆史必然性。因而，把長征的曆史性和邏輯性結合起來，吸收近年來長征研究的成果，用新的視角認識長征曆史過程有重大的曆史和現實意義。如在長征原因方麵，既要看到“左”傾教條主義產生的曆史淵源以及給黨和紅軍造成的嚴重危害，也應該看到長征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社會變化的一種必然的結果，可以從全國形勢發展和主要矛盾的變化去分析，也可以從中國共產黨自身發展的受製去分析，還可以從中國革命重心從南方向北方轉移的必然性和中國特色道路理論的要求去分析；在指導思想和領導體製方麵，長征初期是教條主義危害發展的頂峰，同時也是破除“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的開端，體現了“左”傾教條主義被實事求是取代的曆史必然性和毛澤東領導地位確立的必然性，而這本身也是一個逐步完成的曆史過程；在落腳點方麵，各路紅軍多次改變戰略轉移方向，但翻開紅軍長征地圖可以看出，盡管他們的出發地不同，盡管千回百轉，但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向——陝北，體現了紅軍長征落腳陝北的曆史必然性和陝北在當時中國革命中的獨特優勢；在長征曆史階段的劃分方麵，可以從“分”、“合”角度重新解讀長征曆史過程，以探求長征內在的規律性；在會議研究方麵，長征中召開了多次會議，它們之間有密切的相關性，都是以遵義會議為核心，是遵義會議的準備、繼續或延伸；在黨的政策策略路線方麵，抗戰前夜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水平和程度以及黨的成熟度直接關係著黨的策略路線和黨的策略方針的轉變，以此來分析和認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的必然性和對黨先進性的體現。
我們應該在分析長征的曆史過程中認識長征的邏輯性，認識長征曆史軌跡轉換的必然性，認識各重大事件的內在聯係，同時也應該在長征的邏輯推演中把握其曆史性，真正做到曆史和邏輯的統一。隻有把長征的曆史性和邏輯性結合起來，才能更加科學合理地認識長征，進而認識長征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所產生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樣有助於我們從整體上認識和把握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有助於認識和把握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曆史進程和客觀規律；有助於認識黨的領導體製形成和轉變的規律；有助於認識和把握中國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形成、演變和發展的規律。
center（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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