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我們黨是一個勇於追求真理、修正錯誤，善於總結經驗、不斷提高自己的黨。中國共產黨是在戰勝各種風險中發展壯大起來的，她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重要曆史階段，在麵臨關係黨生死存亡的曆史轉折關頭，都充分表現了戰勝各種風險的自信和本領。黨取得政權以後，與過去險惡的生存環境相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各方麵的條件都有了根本性的好轉。然而，這並不是說執掌了政權就可以高枕無憂，一帆風順。事實證明，執政時間越長，麵臨的各種風險因素就越多，喪失執政地位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研究探討我黨抵禦風險的經驗以及增強抵禦風險的能力是一個催人警醒的曆史性課題，也是新世紀黨的建設在理論和實踐上麵臨的一個十分嚴肅而重大的課題。
一、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抵禦風險的基本經驗
中國共產黨執政50多年來，在各個不同曆史階段，都經曆了各種性質不同的風險，有來自國內的，也有來自國外的；有來自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也有來自自然界的。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們不僅成功地戰勝了每一次風險，而且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1.增強綜合國力是抵禦風險的物質保證
綜合國力的強弱是一個國家對外進行政治、經濟、外交活動的物質基礎，也是抵禦風險的物質基礎。我黨之所以能夠從容應對來自政治、經濟和大自然的挑戰，戰勝各種風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我黨一直注重提高綜合國力。
新中國成立後，黨的三代領導集體都十分重視發展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強調指出，能不能解決好發展問題，直接關係到人心向背、事業興衰。胡錦濤總書記更是站在時代的高度，從總結國內外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視角，提出科學發展觀，使綜合國力的提升真正建立在科學的發展基礎上。
從國際關係看，落後就要挨打。過去舊中國飽受帝國主義列強的蹂躪，就是因為國力衰弱。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綜合實力有了長足進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之所以公然轟炸我駐南使館，就是因為怕我們強大，怕我們與它們分庭抗禮，想用武力阻止我們的發展。從另一方麵看，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敢打我們，說明我們發展得還不夠。
再從國內關係看，一個國家發生動蕩、動亂，乃至社會製度的改變，原因很多，但最深層的原因還是經濟。蘇東劇變根本的原因是這些國家經濟長期上不去，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所以鄧小平同誌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在“六·四”政治風波後，他指出：“人民現在為什麽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非典”襲來，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及時部署一係列防治“非典”的重大決策，同時在關鍵時刻，審時度勢，提出了促進經濟發展的一係列重要措施，力爭把“非典”造成的經濟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這是一項英明的決策，也是抵禦風險的一條重要經驗。
2.保持社會穩定是化解風險的根本前提
國際上一切反動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他們或用軍事打擊的手段，以壓伺變，以壓促變；或通過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滲透的途徑，搞“和平演變”。然而，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國際反動勢力想搞亂我們，在亂中取勝、亂中得利，隻要我們穩住陣腳，穩如泰山，他們的陰謀就不能得逞。反之，我們的事業就遭受重大損失，社會主義製度就有被顛覆的危險。50年代，當第一次突發性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同誌重提階級鬥爭，到60年代又試圖用群眾性的“大民主”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存在的問題，結果出現大動亂，社會主義中國到了崩潰的邊緣。鄧小平同誌吸取過去經驗教訓，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中，始終把穩定放在首要的地位，強調“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麽都搞不成”。1989年，在以鄧小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黨成功地平息了“六·四”政治風波，保證了改革開放的正常進行。江澤民同誌強調正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係。在處理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和國內法輪功圍攻中南海事件中，確保了社會穩定，保證了我國改革開放事業健康地向前發展。
3.黨群血肉聯係是抵禦風險的力量源泉
人民群眾是曆史的創造者。在黨的正確領導下，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力量凝聚和煥發出來，是沒有任何困難可以阻擋的。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曆史時期，每當我們的人民和民族麵臨深重災難的時候，黨無不與人民一道共赴時艱，浴血奮戰。哪裏最危險，哪裏最需要，哪裏就會出現共產黨員奮不顧身、舍生忘死的身影。榜樣感召世人，模範凝聚力量。危難時刻衝鋒在前的共產黨員，以英勇無畏的獻身精神，感染了廣大人民群眾，增強了人民群眾對黨的熱愛，激發起全民族迎難而上的勇氣和信心。中華民族這種巨大的凝聚力，是任何困難、任何風險都壓不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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