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對新聞活動進行細致的考察，我們會發現，人類社會自近代以後，新聞活動漸漸開始形成規模、係統，並且具有一定的目標指向。這種“人類運用已經形成一定規模和係統的新聞媒介（包括報社、新聞雜誌社、廣播電台、電視台、新聞通訊社、新聞圖片社、西文電影製片廠等）有組織地采集、報道、評述和傳播新聞以影響輿論、服務社會的經常活動”，就是新聞事業。新聞事業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一經產生，便給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了巨大影響。因此，作為一項嚴肅的新聞學術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必須對這一曆史產物作出理論上的係統分析和說明。
一、新聞事業的性質
新聞活動，是人類精神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它有其自身的運作規律和特性。馬克思主義者在分析其性質的基礎上，提出了新聞工作所必須堅持的原則。
要考察新聞事業的性質，就必須認識到，它的性質實際上包含在人類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之間的關係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認為研究一切精神現象，“既不能從它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為什麽是這樣呢？馬克思寫道：“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活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隻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這段論述，點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結構理論。社會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政治上層建築和思想上層建築即意識形態）構成，兩者之間前者決定後者，後者有一定的能動作用（或推動作用或阻礙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觀點基本上為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新聞事業性質研究定下了基調：要認清這個有關精神生活的新聞事業的性質，就必須從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關係的視角來考察。同時，我們還必須意識到新聞事業並不是一般的精神生活現象，它與政治思想、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精神現象並不相同。隻有揭示出它的特殊之處，才能弄清新聞事業的真正性質。這一點，對於研究尤其重要，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的重要價值所在。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過多的有關這個問題的直接論述，因為新聞事業與社會存在（或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問題，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新聞性質研究的根本。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理清新聞事業與社會經濟基礎之間的關係，深入探討了新聞事業反映和服務於經濟基礎時的特點。因為這些特點的揭示，正是新聞事業內在特殊性質的展露。也隻有這樣，才算是對新聞事業性質真正的深刻領會。恩格斯在《1850年普選權的廢除》一文中寫道：“當時法國的出版法，規定報紙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證金的規定扼殺了所謂的革命報刊；人民把這些報刊的死亡看成是廢除普選權的報應。但是，新法律的意圖和作用不僅僅局限於這一部分報刊。當報刊發表文章的時候，它是廣泛的無名的社會輿論的工具；它是國家中的第三種權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報紙僅僅成為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報紙廣告的水平。以前，報紙是作為社會輿論的紙幣流通的，現在報紙卻變成了多少有點不可靠的單子期票，它的價值和流通情況不僅取決於開支票者的信用，而且還取決於背書人的信用。”恩格斯在這裏批評了法國的新出版法中的兩條規定：規定報紙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和保證金製度。因為這兩條規定實際上扼殺了報紙作為“社會輿論的紙幣流通”的功能，吞沒了報紙（或新聞事業）區別於其他意識形態上層建築（如文學、藝術、哲學、法律等）的特殊性質——社會輿論的工具。由此看來，恩格斯已經看到並且十分重視新聞事業的社會輿論工具性質。這實際上成為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者的一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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