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史學的傳統與特點

    中國史學有著極為悠久的曆史，在中國史學的幾千年的發展曆程中，形成一係列的優良傳統，這些傳統被後世的史學家傳承，推動了中國史學的發展，使中國史學獨具特色。

    （一）中國史學的傳統

    中國的史學撰述形式多樣。編年體是較早成熟的一種史著體裁。甲骨卜辭上已經有了年、月、日，人物、事件的記載，隻是內容極為簡略，但已經具有了編年體的形態。春秋時期，孔子依據魯國的曆史采用編年體編修成《春秋》，記載了魯國242年間的史事。編年體此後一直被史家所采用。到了宋代，編年體的發展達到了一個高峰，代表作就是司馬光所編修的《資治通鑒》。紀傳體則是獨具中國特色的一種史著體裁，司馬遷將以前不成熟的史學體裁加以完善，最終創造出了本紀、世家、書、表、列傳五部分組合而成的紀傳體史書體裁。紀傳體的史書體裁也被後世的史家采用和模仿，成為中國曆史上“正史”編修的體例。在中國曆史上形成了前後相接、連續不斷的紀傳體史書多達二十四部，成為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觀。在中國史學發展中，還出現了紀事本末體、典製體等史書體裁。

    中國傳統史學論著中的內容是極為豐富的。社會生活、自然現象、政治製度等內容無所不包。紀傳體誌的內容就涵蓋了各個方麵，除此之外，還有民間所修的地方誌、家傳、譜牒，極大地豐富了史書的內容，全麵地展示了社會變遷的狀況。

    中國古代史學名著都是兼顧史義、史文、史事。章學誠曾在《文史通義·史德》中指出：“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有者，事也；所憑者，文也。”也就是在一部史學著作中，有充足的、豐富的史事作為論據，這是史著立論的依據，在史著中，最為可貴的要有著者的觀點。觀點則是從豐富充足的史事中得出的，但僅具此兩項並不夠，史著還要有文采，文是表達觀點、陳述史實的工具。《史記》就是兼顧史義、史文、史事的代表。司馬遷寫作《史記》經過很長時間的準備，占有了極為豐富的曆史資料，後世出土的青銅器和甲骨文印證了司馬遷所記載的曆史事實，從中可見，司馬遷在曆史資料方麵有著充分的準備。司馬遷在寫作過程中，時常在某一篇目的結尾，闡發自己的觀點，得出一些近似於規律、經驗之類的總結，使史著達到一定的理論高度，做到了史論結合。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是他取得成功的一個保證，也是《史記》流傳千古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因此被人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中國史學傳統中史義、史文、史事三者的有機結合。在這其中有著恢宏的曆史視野，也有具體微觀的曆史細節的考證，從而構成了中國曆史著作較為完備的敘事、論證結構。

    私人修史與國家修史並重。孔子編修《春秋》，這是中國曆史上私人修史的開端。在此之前的夏商時代，已經產生了記言、記事之史，都是國家設立的專門的史官，西周時期，史官的職能分工更為明確。唐代設立了使館製度，保證史學的繁榮。而孔子修史，標誌著中國史學的產生，也是私人修史的開始，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原來的國家史著和記載隻是保存於官府為貴族服務，孔子編修《春秋》之後，普通人就可以見到，這樣就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麵。孔子修史將自己的誌向和社會理想蘊含在史書中，借以推廣自己的理想。這一做法對後世的史家和士人有著極大的影響。在中國史學兩千多年的曆程中，私人修史占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

    私人修史和國家修史的兩種途徑，在一定程度上是促動了中國史學的發達。這兩種修史途徑又有著不同的特色和重點。國家修史所注重的是對於維護封建統治的功效，因而其中內容上相對而言成例比較單一。私人修史則在內容上比較豐富，而且有的史家不入官府，這樣就保證了史著的獨立性，較少受到政治上的壓力，從而為後世提供了較為真實的曆史記錄和曆史材料。當然國家修史與私人修史之間並不是截然分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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