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曆程
如果說20世紀20年代是中國人類學的奠基階段，那麽，30、40年代則是中國人類學的發展階段。在蔡元培、吳澤霖等第一批留學西方的人類學者的努力下，中國的人類學取得了很快的發展。早期的人類學先驅們已不滿足於西方人類學的簡單移植，而是在翻譯了大批西方人類學名著、學習西方人類學理論的同時，開展了諸多卓有成效的本土調查研究工作，提出發展本土人類學的設想，試圖建立中國人類學學科體係。可以說30、40年代是中國的人類學研究高潮迭起，熱鬧非凡的時期。人類學家翻譯大量西方經典著作，同時通過實地調查，撰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社會文化的研究論著，也留下了不少經典的傳世之作。
在譯介西方人類學著作方麵，這一時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主要有：張銘鼎翻譯了馬雷特的《人類學小引》（1930），林振鏞翻譯了馬林諾夫斯基的《蠻族社會之犯罪與風俗》（1930），王亞南翻譯了威斯特馬克的《人類婚姻史》（1930），李小峰翻譯了摩爾的《蠻性的遺留》（1931），呂叔湘翻譯了馬雷特的《人類學》（1931），李安宅翻譯了弗雷澤的《交感巫術心理學》（1931），吳景菘翻譯了威斯勒的《現代人類學》（1932），楊東蓴、張栗原翻譯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1935），呂叔湘翻譯了羅維的《初民社會》（1935）、《文明與野蠻》（1935），鍾兆麟翻譯了威斯勒的《社會人類學概論》（1935），李安宅翻譯了馬林諾夫斯基的《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1936），呂一舟翻譯了哈頓的《南洋獵頭民族考察記》（1937），周駿章翻譯了史密斯的《文化傳播辯論集》（1940），費孝通翻譯了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論》（1944）及弗思的《人文類型》（1944），楊成誌翻譯了博厄斯的《人類學與現代生活》（1945）。除了上述這些文化人類學方麵的著作外，當時還翻譯了許多體質人類學方麵的著作，這些著作的翻譯出版，無疑擴大了人類學這一學科在中國的影響，也培養了許多專業研究人才。同時不難看出，譯介進來的外國人類學作品，涵蓋了當時流行於西方的主要人類學理論流派，如古典進化學派、傳播學派、美國曆史學派、功能學派等，也許正是這種兼收並蓄，來者不拒的寬容態度，才促進了人類學在中國的飛速發展。
這一時期的學者在譯介國外人類學著作的同時，也開始積極編寫專著，主要有：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1926），黃新民的《世界人種問題》（1927），蔣由智的《中國人種學》（1929），陳翰笙的《人類的曆史》（1929），楊宙康的《文化起源論》（1930），裴文中的《中國猿人化石的發現》（1930），吳金鼎的《山東人體質的研究》（1931），張栗原的《現代人類學》（1931），吳澤霖的《現代種族》（1932），劉敏的《人類學體係》（1932），林惠祥的《世界人種誌》（1932）、《文化人類學》（1934）、《民俗學》（1935）、《神話論》（1935），陳兼善的《史前人類》（1936），岑家梧的《史前史概論》（1939），楊成誌的《人類學科論集》（1939），陳應新的《人類是怎樣成長的》（1946），以及蔡元培等編寫的《世界人種誌》（194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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