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全麵、係統地把握人類學理論的發展脈絡，就不能不提及馬克思。雖然馬克思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類學家，但他在創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係的過程中，研究和借鑒了許多人類學的材料和成果，尤其在晚年，他潛心研究人類學的具體材料，試圖從中尋找證明曆史唯物主義正確性的理論依據，從而進一步說明資本主義製度必將被新的社會製度所代替的曆史規律。事實上，人類學關於家庭、國家、所有製、私有財產等方麵的研究成果和社會有規律進化的進化人類學理論，都證明和豐富了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理論。可以說，人類學尤其是進化人類學的理論不僅是成為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與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之外，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又一個來源，還深刻貫穿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形成、發展的全過程。正如美國人類學家迪蒙德教授在1975年《辯證人類學》雜誌創刊號發刊詞中直言不諱地宣稱：“人類學離不開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而離開了人類學，也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傳統了。”這足以證明人類學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占有的獨特地位。
同時，馬克思在對人類學課題的研究中所形成的理論和方法，對各派人類學家的理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西方掀起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熱潮。許多人類學家不僅沒有反對馬克思主義，有些人還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因而出現了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學派和思潮。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認識到過去已有的人類學理論在研究社會文化現象上的不足，要尋找新的理論解釋。布洛克在《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一書中重點介紹和評價了馬克思著作中關於人類學相關的理論，並指出，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一個創新，“這一創新尤其體現在它表明了馬克思並不相信會有一個固有的適用於全人類的進化圖式，而與馬克思同時代的人毫不置疑地持有這種觀點”。他還提出我們應立足當前的發展水平審視馬克思在人類學領域的地位。
馬克思探討的與人類學有關的問題不外乎涉及三個方麵：所有製的演變，勞動形式的演變和國家的發展。為了論證生產關係和社會製度二者之間本質上的聯係，他開始注意有關原始人的人類學資料。馬克思求助於人類學兩件事：第一，到人類學中尋找一些證據，以證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起作用的某些原則是永遠存在的，是貫穿曆史的一般原則；第二，指望人類學向他提供一些與19世紀資本主義國家略有不同，甚至相對立的製度為例證。他從許多人類學家的著作中都發現了滿足這兩個目的的材料，但從整體看，摩爾根的著作似乎最適合這一個雙重任務。馬克思之所以重視摩爾根的著作，是因為他在摩爾根關於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發展的思想中，為自己有關社會演變的基本理論找到了證據。在研究摩爾根的著作時，馬克思並沒有把摩爾根關心和研究的所有問題都列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而是根據自己的研究需要，把對完善和發展自己的哲學理論和唯物史觀有重大價值的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力圖通過對研究對象的分析，把握人類文明起源的總過程、一般規律和發展模式，尋找最終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因。他在對摩爾根的北美印第安人研究過程中，提出了一個曆史發展模式，這一模式的中心概念是“生產方式”，它指生產力，包括生產技術、自然資源和人類勞動力等。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密切相關，後者包括階級和財產關係等。在研究中，經濟因素被馬克思視為從“原始的”狩獵和采集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終到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動力。這一模式為更廣闊地從政治、經濟視角指導社會研究開辟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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