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思想在中國的初期傳入
早在資產階級維新派人士提倡西學，向西方尋求真理，並譯介西方社會學著作的同時，從19世紀末起，有關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生平與思想的介紹和討論也開始出現於中國思想界。1899年，於英美傳教士在我國創辦的《萬國公報》月刊4月號上，發表了李提摩太節譯的蔡爾康的《大同學》一文，提到近世學派中“有講求安民新學之一派，如德國之馬客思”。這裏的“馬客思”即是馬克思在我國的較早譯名。維新運動代表人物之一梁啟超於1902年發表在《新民叢報》18號上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中也提到，“今天德國有最占勢力的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誌埃之個人主義”。這裏的麥喀士即是馬克思，尼誌埃即尼采。在俄國十月革命以前，中國思想界對馬克思主義已經不陌生了。但這段時期思想界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討論還是非常零碎的，不成體係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十月革命以前，陳獨秀等人進行的反對封建傳統思想束縛的早期新文化運動，解放了國人特別是青年人的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係統地傳入中國並在中國大地上生根、開花，在客觀上準備了思想條件。陳獨秀1915年於上海創辦的《青年雜誌》，從第二卷起更名為《新青年》，介紹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第一種形態即革命批判形態對現存舊製度采取了無情批判與否定的態度，以徹底打碎舊製度，建立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新製度為最終目的。這種形態的社會學與孔德係西方社會學對舊製度修修補補的改良迥然不同。馬克思主義及其革命批判形態的社會學的廣泛傳入與傳播，激起了資產階級改良派人士的不滿與恐慌。曾經和陳獨秀、李大釗一起積極倡導新文化運動並建立功勳的胡適，1919年7月在《每周評論》第31號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文中他講到他為什麽主張“少談些主義”。“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第二，著重外來進口的主義對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是沒有用處的。……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的政客利用來做種種自私害人的事。……最後我說，主義的最大危險是能使人心滿意足的，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了。”在他看來，“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因此，他提出“請你們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胡適的所謂“多研究些問題”的主張，貌似關心中國實際社會問題的解決，實質否認馬克思主義的客觀真理性，反對馬克思主義向中國的傳播，讓人們隻去研究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法，以達到一點一滴的改良。顯然，如果不對胡適的上述文章及其論點加以批駁，馬克思列寧主義就難以在中國生根開花，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為此，李大釗在《每周評論》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對胡適的觀點加以批駁。他認為，問題與主義是不可分離的。實際的問題固然應當研究並加以解決，然而任何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要有一個絕大多數人民所支持的一個偉大的運動。隻有通過這種運動，使社會問題的解決變成多數人的共同活動，實際的問題才有解決的可能。而要造就一個多數人支持的偉大的運動，就必須宣傳理想的主義，並使之變成一個多數人共同趨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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