甌越的功利文化是一種非常適應於發展經濟的文化。早在1000多年前的東晉，就已經顯示出它強大的生命力。溫州的手工業特別發達，製瓷是當時一個重要而活躍的產業。溫州的製瓷技術在當時處於全國領先水平，是全國最早采用釉彩工藝生產瓷器的地方。所產瓷器被稱為“漂瓷”，聞名海內，運銷甚廣，在全國各地多有考古發現。養蠶繅絲業在當時也是一個重要的產業。如《溫州竹枝詞》寫道：
素絲不類台州絹，
花樣難工濮院綢。
巧製回紋成彩被，
與歡連愛抱衾。
當時的溫州人已會養育一年八熟的“八輩蠶”。這種技術在廣東到明朝才被那裏的人所掌握。
極具經濟價值的甌柑到了唐朝，溫州的製瓷業又有所發展，工藝水平進一步提高，產量進一步擴大。甌窯與越窯一並在全國享有盛譽。此外，製紙業在當時也有發展。溫州當時生產一種紙，稱“蠲紙”，很名貴，被稱為全國五大名紙之一。有《溫州竹枝詞》寫道：
宜春帖子耀門牆，
甲子分聯翰墨香。
莫道浣花箋色好，
東甌染紙亦名坊。
可見當時製紙染紙業已發展起來，紙產品走出了百姓的屋下窗前，進入了市場行列。
商業繁榮背後的茶文化還有久負盛名的甌柑。《溫州竹枝詞》描繪了當時甌柑豐收的情景：
垂垂丹實曉煙含，
佳品尤逾橘柚柑。
爭說霜前園果好，
早修筐篚進黃柑。
這種經過溫州人嫁接改良後的品種，是柑橘的一個栽培變種，是溫州甌海傳統特產，宋、元、明、清時都被朝廷列為貢品。其栽培曆史約有2400年。宋代主要種植在水心、吳橋、南塘一帶，爾後逐漸擴移到三洋、梧埏、南白象、茶山等地。所以古人有“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的詩句，民間素有“端午甌柑似羚羊”之稱。精美的甌繡圖甌柑深受人們喜愛，可見它的名貴並不僅僅是溫州水土的獨特，更是因為其飽含著濃濃的曆史文化之韻味。先進的手工業需要發達的商業支撐。有著甌越功利文化作背景的溫州人雖然沒有太多被重本輕末的思想所羈絆，但是在宋以前，與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強大的封建人身依附關係並沒能使溫州的商業興盛起來。
江蘇武進出土的北宋溫州漆器銘文到了宋朝，特別是南宋，隨著人頭稅減輕，地租製度的普及和土地買賣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封建人身依附關係相對減輕，自由民增多，為宋朝的商業繁榮提供了發展的政治條件。溫州人多年來追求功利的文化心態終於有機會得以釋放。這種釋放出來的能量把溫州經濟推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
據《宋會要輯稿·食化》，北宋時永嘉年商稅額是全國平均商稅額的七倍，可見溫州當時商業的繁榮。到了南宋，溫州的商業更加繁榮，繁榮的程度可以與大都市杭州相媲美。在城內出現了很多酒樓、茶坊、飯鋪、餅店、浴堂、戲院等。在今天溫州的老區，還保留著很多與商業有關的街巷名稱。發達的經濟使中國的文人在這裏首先被商業化。他們為各類娛樂場所撰寫戲文，於是中國的戲曲在這裏誕生。
經濟的繁榮是溫州人善於經商的結果。北宋時，首都開封就有專門經營溫州漆器的店鋪。南宋時，首都臨安賣溫州漆器的鋪子更多，有“彭家溫州漆器鋪”、“黃草浦溫州漆器鋪”、“平津橋沿河溫州漆器鋪”等。值得注意的是溫州並不盛產生漆，生漆大多從浙西、福建、四川運入，流行於明清的溫州黃楊木雕與東陽木雕、青田石雕齊稱“浙江三雕”製作成漆器後又運銷到全國各地。可見漆器並非溫州的土特產，純粹是一種商業行為。
建國後在外埠出土的幾件漆器，也很能說明問題。在這些精美的出土漆器上都刻有漆工的姓名、地點和製作時間等字樣，如“丁酉溫州五馬鍾念二郎上牢”、“庚申溫州丁字橋巷解七叔上牢”。這種同時把自己的姓名、地點和製作時間刻在器皿上，在當時中國的其他地方是罕見的。我們可以從中揣摩宋朝時溫州人的廣告意識。
大藥房內部為西北戰事緊急趕製藥品的胡慶餘堂工人在辛勤勞作溫州當時最大的產業還是陶瓷業。僅在今天溫州市區西山護國寺一帶就有長達數裏的窯址遺址，估計從業人員數以千計，可見當時生意的興隆。所產瓷器除銷往全國以外，還遠銷東南亞、印度，甚至非洲。
溫州人當時除了善於做生意外，生產方式也是全國最先進的。例如南宋後期溫州絲織業已經出現了“機戶”。這在宋代是罕見的。所謂“機戶”，就是小型作坊或機織家庭。他們以家庭為單位，生產並出賣紡織品，屬於獨立手工業者。他們一般擁有主要的生產工具，原料靠外來供給。這在其他地方到明朝才普遍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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