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的高層管理決策中心，深藏內地，眼界狹窄，夜郎自大，主觀武斷，常出現決策上的錯誤。明清時期，晉商的成功在於他們走向全國，但晉商的指揮中心卻從來都是設在山西老家。而且，由於晉商較早地實行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晉商的東家們大都退出經營領域，在老家的深宅四四方方的宅院局限了晉商隨世變化的眼光大院裏過起奢侈豪華的生活。他們多數不知道外麵的世界，在重大決策上自然很難作出符合實際的應對。至於他們聘用的最高層管理者——總號掌櫃，確有一些是從省外分莊選拔出來的，還曉得外界的一點情況，可一旦任職，就須回老號去，對千裏之外的市場變化根本無法準確判斷；總號掌櫃都是有資曆和影響力的人，一言九鼎，即使對外界商情判斷不準，也必須執行。因此，在用人決策、經營決策上必然會出現不少失誤。像毛鴻翽否決李宏齡等改組銀行的建議，就鑄成了票商曆史上的大錯。
清末民初，山西票號迅速走向衰落，因此，從各大票號的衰敗中能看到山西商人逐漸從曆史舞台退出的過程，商號倒閉時深受其害的是各財東。票號放款全憑對顧客的信任，即信譽抵押，山西票號有“萬兩銀子一句話”之說，票號存款集中在上海、祁縣和太原，放款集中在漢口、奉天、祁縣、西安、營口，占放款總額的73%。在近代兵荒馬亂的年代，一般商人的財產安全無法得到保障，破產倒閉的大有人在。對這樣破產的貸晉中各縣圖款戶，山西票商無計可施，貸款多的城市除祁縣外都遇到辛壬變亂和倒賬損失，這樣欠貸多的城市貸款收不回來，存款多的城市也就無法兌現，倒閉也就成為必然。辛亥革命的以後十年，各分號所存本銀本來就有限，貸款連本也無法收回，就無法應付兌現存款，票號多因倒賬而大部分倒閉。事實上票號雖然倒閉，但是直至最後，它外欠別人的存款無法兌現，別人欠它的貸款無法收回，成了一堆爛賬不了了之。可存款戶卻不肯放過這些倒黴的票商，票號是實行無限股份製的，經理隻有經營管理票號的責任，票號的債務償還全由財東負責。當票號分莊及總號無法應付取款的顧客時，這些顧客就會找到這些財東家裏討債，財東門隻好傾家蕩產償還債務。如果股東家底不夠償還債務時，那麽隻有蹲班房或流落街頭兩條出路了。更為嚴重的是，因為票號資本是負無限責任的，票號倒了，東家經營的其他商業也一同垮台了，它的東家也隨之破產。
山西票號的全麵衰落是在辛亥革命前後，在這之前一些票號已經早早地走上了敗落。介休北辛武冀家是乾盛亨票號的東家，他們家在1900年以後便破產了，當冀以和為冀家掌門人時，乾盛亨由布店改為票號，在經理武日中等人的幫助下確實發達了一段時間。冀以和又和清廷各級官僚多有往來，這種親密的關係既給票號帶來了財富，也帶來了厄運。1880年一樁侵吞官款的案件幾乎使其倒閉，事情的起因是：太常寺卿周瑞清與雲南省糧道崔尊彝、永昌府知縣潘英章等勾結，擅自將雲南省大批官款由雲南匯到北京另立名目存入乾盛亨票號，預備公款私用。這件事後來被人察覺，由禦史彈劾，被稱為雲南報銷案。政府派出官員調查內情後，乾盛亨北京分號經理閻時燦被拘押審問，最後牽涉到的很多朝廷大官被揭露，分別受到嚴懲。事情過後乾盛亨也名聲掃地，大筆官款被收回，許多存款戶聞訊前來提款，北京分號無力兌現。這些存款戶就到平遙乾盛亨總號，總號為周轉起見，拿出所存銀兩全部支付給這些顧客。當時冀以和派人到自己家中去拉白銀，用五輛大車整整拉了一天銀元寶，轟動了遠近的百姓。人們奔走相告：冀家的銀元寶用馬車都拉不完，許多存款戶放心了，也不急於提兌現銀。乾盛亨票號雖然逃過了一劫，冀家用其他商號的收入彌補票號的虧空，隻是至此冀家的元氣大傷，無法恢複到往日鼎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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