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這幅財神官員扮相頗能體現官商一體的意味在康熙年間的打壓噶爾丹叛亂時，政府運送軍糧要走數萬裏的路程，花費錢財調用農民運送物資卻往往不能及時供應部隊的糧草需求，範家把這一官府頭疼的差事承包下來，他們輾轉萬裏的沙漠，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運送糧草，每次都能及時將糧草運到，替清政府節省數以億萬計的錢財。有一次範家運送的13萬擔糧食被土匪搶走，範家動用了自家262萬兩白銀重新買了糧食送到前線。範家運輸軍糧的時間長達十年，運糧幾百萬石，替國家節約600餘萬兩白銀，保證了西征大軍的後勤供應。範家對朝廷的忠誠換來了豐厚的回報，朝廷獎賞官職，奠定了此後發家致富的起點。此後朝廷將兩淮鹽業部分經營權、蒙古貿易權和對外貿易權授予了範家。清代的鹽業實行專賣，由政府特許的鹽商憑引運銷。這種專賣製使鹽商從中獲利頗豐。範氏自清初成為官商後，便利用特權，經營河東和長蘆兩處的食鹽買賣運銷，長蘆鹽銷往直隸和河南20州縣，河東鹽行銷於陝西、山西、河南三省。特別是長蘆鹽區，人煙稠密，交通便利，是鹽商擁集之地，有人估計他們在長蘆鹽區的資本不下百餘萬兩。從康熙到乾隆初年，是範氏家族商業鼎盛時期，當時的範氏不僅是大富商，而且變成了豪門權貴。
清初，社會貨幣流通出現嚴重不足，當時製造主要貨幣的銅製錢原料出現嚴重不足，於是清政府允許商人去日本購買銅，對運銅船運輸的絲綢、瓷器、藥材、書籍等商品政府均予以各種優惠，進口銅又免稅，因此販銅一度成為當時獲利很大的商業。範氏當然不願失去這一獲利機會，經由內務府奏請，承擔了一部分販運洋銅的業務，而且在這一業務中占有相當比重，經常擁有洋船六七隻，成為洋銅商中的大戶，從中取得了巨大利益。
範家家譜從乾隆十六年（1751）起，範氏的經營活動出現衰落景象，其中的原因是他們要向皇帝和地方大官孝敬巨額銀兩，再加上經營的洋銅商業開始走向衰敗。範家開始販銅時獲利的確豐厚，去日本還帶之其他絲綢、瓷器、藥材等，但隨著洋銅市場的變化，辦銅獲利減少，日本銅產量不符需求，銅商仍需要完成規定采購200萬斤的限額，洋銅貿易成為範家的大包袱。而且販運洋銅開始時，他們采購的洋銅在價格上低於民間價格，已經埋下失敗的禍根。在價格上規定官商采買的銅每百斤價十三兩五錢，全部交官入庫，而民間采買的銅每百斤價十七兩五錢，官買十分之六，其餘十分之四可以自由出售。後期當辦銅獲利減少時，範氏要求清政府調整官辦銅價，但清政府不批準，最終範氏辦銅由盈變虧，債台高築以至破產。清政府將範家投入大獄，所有家產充公抵債。範氏經商繁盛是沾了清王朝的光，衰敗也是受了清王朝的害，這也是清代皇商的一個特點。
清人徐珂在其《清稗類鈔》中，曾對光緒時資產800萬兩至30萬兩的山西富商作過統計。羅列如下：介休縣侯家，700萬-800萬兩。太穀縣曹家，600萬-700萬兩。祁縣喬家，400萬-500萬兩。祁縣渠家，300萬-400萬兩。榆次縣常家，數百萬兩。太穀縣劉家，100萬兩以上。榆次縣侯家，80萬兩。太穀縣孟家，40萬兩。榆次縣何家，40萬兩。介休縣冀家，30萬兩。榆次縣郝家，30萬兩。介休縣楊家，30萬兩。以上的統計還隻是大致反映了當時晉商的財產狀況。經過清代三四百年的商業積累，晚清時，晉商資本更加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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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休侯氏：徐珂在《清稗類鈔》中稱山西侯氏有資產七八百萬兩，是僅次於亢氏的大戶，除了設在各地的商號數十處外，他們家開設的蔚字號票號也在全國十分著名。侯氏住在介休縣北賈村，在南宋時由陝西遷入。清康熙時，他家境尚屬一般，後來去蘇杭販運綢緞，他們南販北運，經過幾十年的辛苦，獲利頗豐，家業漸興。到侯興域時，外邊有商號數十處，成為在本省擁有大量房產土地、騾馬成群赫赫有名的財主，介休人稱“侯百萬”。侯興域生於清乾隆年間，卒於嘉慶年間。他在繼承祖業的基礎上又苦心經營，使侯家財產達數百萬兩以上，發展起來的商號大多是雜貨行、綢布莊、茶莊和錢鋪。他有六個兒子，即泰來、恩來、慶來、迪來、章來、榮來。清嘉慶十三年（1808），他已年過花甲，便將其家產除留一部分自己養老外，其餘分作六份，分給了六個兒子。後來侯氏六家的生意都委托慶來一人掌管。侯慶來為人精明練達，頗有才幹。他主持家政後，首先把在平遙開設的蔚盛長、協泰蔚、厚長來、新泰用商號都改為帶有蔚字的蔚泰厚、蔚豐厚、蔚盛長商號。據說所以如此改名稱，是因為他的父親侯興域字蔚觀，改為蔚字號是讓整個家族記住他父親創業時的艱難，教育後輩永世不忘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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