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上，半坡遺址的發現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一個重要科研成果，向學部大會匯報，引起大會諸前輩學者的重視，初次在以實物史料論證了中國氏族社會史畫麵的原貌，引起大家的熱烈討論和興趣，不論疑古派的顧頡剛老前輩，還是信古派的尹達、翦伯讚等先生都很重視。

    同年秋，人民日報總編鄧拓同誌，從蘇聯訪問回來到西安工地參觀，建議我們結合中國古籍《山海經》等的記載，深入探源研究，這是各前輩參觀後給我們指出最有意義的一個方麵。他還囑咐我們給《人民日報》寫一篇文章，發表在第七版，我們寫了《我們祖先在原始時代的生活情景》一文（六千餘字），很快地全文登出。這篇文章很有影響，王治秋同誌特加讚譽，有一位軍隊同誌看了後，很感興趣，建議我們拍成電影向群眾映出更有意義。從此半坡遺址為天下人們所傳頌。影響之快且大，實我們始料未及。

    自半坡遺址博物館建立和《西安半坡》的出版（1963年）問世，半坡遺址成了學術界和人們社會文化生活中，獨領風騷的一個大亮點，達數十年之久。

    二、半坡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在科研和社會宣傳教育等方麵有所創新

    建國初期，在樹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和指導原則，作為曆史科學一個有機構成部分的考古學是有一定的作用和地位的。它是理論鬥爭的一個陣地。考古學以其方法的科學性、實踐性，獲取資料的實證性，揭示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而勝任了這個任務。我們當時在前輩教導下進行工作，在半坡遺址發掘中，也是按這個原則精神辦事，取得了一些成果：

    1.根據文化史跡的特點和內涵，吸取世界田野考古的實踐經驗，采用大麵積，分區、分層地揭露遺存的科學方法。這在中國考古學上尚屬首次，有開創性的意義。並製定出一套係統記錄遺存的類別和辦法，使文化遺存，其部位保存原狀態、層積關係和類型數量，並以文字記述、照相和繪圖等方式，將跡象和遺存巨細無遺地記錄下來。除人文史跡外，與文化發展相關聯的自然生態方麵的跡象：動物、植物、土壤等標本，都作了選樣采集，以做多學科的研究和分析，對當時人們與其所創造文化的環境之間的有機聯係進行探索，使遺跡的整體有了科學的保存，展現出這種發掘方法的先進性和科學性，為考古界同誌承認和采用。在發掘工作完結後，我們作了回顧總結並寫了《略談新石器時代晚期居住遺址的發掘》（半坡遺址發掘的實踐總結），並翻譯了蘇聯C?T?帕謝克教授的《特裏波裏居址的田野考查方法》一文作參考。在理論和方法及遺存性質等多方麵，與國內外同樣遺存發掘使用的方法作了比較論述，既切合實際，也符合規律。

    2.根據當時的形勢和人們的思想精神狀態，發掘采取開放式，向社會和群眾公開，這是基於我們的任務是宣傳曆史唯物主義，對群眾進行曆史唯物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而采取的方式。在工地有專人向參觀群眾講解遺跡和文化的曆史意義和價值，效果十分好。新發現的奇跡和人們對新的事物的好奇心理，連續吸引大量的人來參觀，在群眾中形成了參觀文物的熱潮。半坡之所以很快地為群眾所認識並熱愛，最終建成博物館，與在這種方針指導下舉辦相應的活動是分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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