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出土，給《?冠子》一書帶來了生機，李學勤等先生通過深入研究，使《?冠子》是偽書這一流傳甚遠的觀點基本被駁倒。
二
中國天文學的發展史表明，古代天文學在伴隨著先民們祭祀慶典和生產實踐產生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還充當著政治統治的工具，在社會活動中是備受重視的。但，由於像戰國時代甘德的《天文星占》和石申的《天文》等這類早期天文學著作的佚失，我們對於中國古代天文學發展的狀況，長期以來缺乏比較係統的認識。因而對中國古代的一些社會政治發展問題，特別是天文學思想與思維邏輯對中國古代社會產生的影響缺乏科學的認識與理解。從而影響了我們對中國古代曆史的科學完整的認識。隨著20世紀田野考古學的興起，特別是30年代以來，一次次的考古新發現，使我們對我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尤其是天文、曆法史的認識有了巨大的進步。通過比較研究，也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了《?冠子》一書的科學價值，及其蘊含的有關中國古代曆史的知識。
具體而言，使我們對《?冠子》一書的價值與內容產生重新認識的考古資料主要有：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天象》、《四時》、《月忌》，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黃帝四經》等，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漆箱天文圖，銀雀山漢簡《陰陽五行時令占候》，郭店楚簡，睡虎地秦簡，放馬灘秦簡，八角廓漢簡，雙古堆漢簡，張家山漢簡《日書》，河南濮陽西水坡M45青龍白虎蚌圖，河北宣化天慶六年（1116年）遼墓拱頂星圖，遼寧牛河梁積石塚群遺跡，大河村新石器時代彩陶上的天文圖像，殷墟卜辭中“星”與日食、月食的記錄等等。
考古新發現也為研究中國古代的天學提供了豐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將文獻資料與考古發現結合起來，作係統深入的對照比較，無疑是研究古代天學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們通過對一些重大考古發現，與《?冠子》一書中的天文資料進行對比，可進一步認識《?冠子》一書的思想和學術內涵，從而對中國古代的天學思想有更加明晰的認識和了解。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隨縣擂鼓墩發掘了戰國時的曾侯乙墓。據墓中的銅器銘文，可確定為公元前433年或稍後的墓葬。在墓東室出土的5件衣箱中，有一件拱形蓋麵上，一端畫青龍，一端畫白虎，中部畫一象征北鬥的大鬥字，圍繞北鬥書寫二十八宿名稱。這是我國迄今發現的記有二十八宿全部名稱，並有北鬥、四象與之相配的一件最早的天文實物資料。在該天文圖像上，一個巨大的“鬥”字寫在畫麵中央，明顯地突出了北鬥的重要地位，這是符合我國古代天文學傳統特點的。北鬥七星之所以引起我國古代人的注意，不隻因為它在天空的位置顯著，還由於它的鬥柄圍繞天極的周日旋轉（地球自轉的反映），可以指示夜間的時間早晚，猶如白天可以利用太陽的方向來定時間一樣。更重要的是，北鬥七星在圍繞北天極的周年旋轉（地球公轉的反映），可以指示暑往寒來季節的變化。所以《?冠子?環流第五》說：“鬥柄東指，天下皆春；鬥柄南指，天下皆夏；鬥柄西指，天下皆秋；鬥柄北指，天下皆冬。”這說明?冠子不但對北鬥七星在中國古代天文學中的作用非常了解，而且能把北鬥與四象、四方結合起來，看作一個整體。如《?冠子?天權第十七》就說“招搖（即鬥之柄端，主指者）在上，繕者作下。取法於天，四時求象。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而我國古代四象是與二十八宿緊密聯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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