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福喜
20世紀初，殷墟甲骨文的發現與清王朝內閣大庫檔案的公開，使中國曆史的研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特別是王國維先生倡導的以地下之資料印證地上之資料的二重證據法，使中國的古史研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而使考古學在傳入中國之初，就與曆史學結為孿生姐妹。考古新發現對於曆史研究往往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麵它能驗證曆史文獻記載的正確與否；另一方麵還能補充文獻中沒有記載的一些內容。因而有人把考古與文獻比作曆史研究中的“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形象又貼切。無數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一次又一次的考古新發現，往往引發了一係列的學術爭論，不斷改變和更新著人們的認識，推進著曆史研究一步一步地向前發展。學術界對《?冠子》一書的研究曆程的變化，也堪稱這一論點的一個重要證據，這不僅是因為，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出土引發了學人們對先秦子書《?冠子》研究的熱潮，也解決了《?冠子》的真偽問題。而且，此後其它一係列的考古新發現，不但再一次印證了《?冠子》中的有關記載，還使學人們在對考古資料與《?冠子》的比較研究中，進一步認識到了《?冠子》的學術地位與其在科技史上的價值。從而也改變了這部著作的命運。
一
先秦子書《?冠子》，是中國古代黃老學術思想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研究成果，但自唐代柳宗元將它斥為偽書以後，曆代學者的述評也多從此說，使《?冠子》長期以來受到冷遇，偽書之說幾成公論。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帛書《黃帝四經》出土後，唐蘭、李學勤先生經深入研究，發現帛書《黃帝四經》與《?冠子》等傳世的古文獻，有許多相似或相同之處，從而使這部古文獻，又重新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中外學者針對《?冠子》是否偽書等問題展開了一係列討論。截至目前，國內學者發表了近10篇專題論文，另有近10餘種論著涉及到《?冠子》。國外的漢學家們也紛紛寫文、著書對《?冠子》進行研究。
1974年，李學勤先生以淩襄為筆名，率先發表了《試論馬王堆漢墓帛書〈伊尹?九主〉》一文，指出帛書中有與《?冠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句。1975年，唐蘭先生又在《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的研究》一文中，詳列了帛書《黃帝四經》與《?冠子》17處相同或相似的文句。同年龍晦先生也在《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書探源》一文中，指出帛書《黃帝四經?稱》與《?冠子?博選》篇有大段大段的文句相同，且從音韻學的角度指出《?冠子》、《文子》、《淮南子》與帛書《黃帝四經》都是楚人的作品。1979年，李學勤先生又在為出訪澳大利亞準備的文稿《新發現簡帛與秦漢文化史》中，指出“幾批簡帛古書的發現和研究，意外地給一些長期被人們否定拋棄的傳世書籍，帶來了曙光。一個例子是《尉繚子》，另一個例子是《?冠子》。”“現在我們雖然沒有發現《?冠子》，但是馬王堆帛書《黃帝書》和《伊尹?九主》等篇，有好多語句同《?冠子》類似”，“可以看出，《?冠子》確實是戰國晚年楚國人的著作”。從此，學人們對《?冠子》這部近代以來幾乎被公認為偽書的先秦古籍有了新的認識。
1980年，張岱年先生在其《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中，也對《?冠子》做了述評，第一次在現代人著的學術史類著作中，對《?冠子》作了較詳細的述評。1983年，李學勤先生又發表了《馬王堆帛書與〈?冠子〉》一文，專門論述了《?冠子》與馬王堆“帛書作為整體所反映的思想傾向相一致”等，使我們對?冠子其人、其書、其思想流派與影響，都有了全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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