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式罐，一般是由蓋、罐、座三部分組成。塔來自梵文，漢語音譯為“？堵坡”或“浮圖”，原是安放高僧遺骨之用，以土、石、磚、木等建成，作為供養人崇拜的建築物，後為象征佛教的一種建築物。佛塔起源於印度，隨佛教傳入中國，並作為佛教三大建築（石窟、寺院、佛塔）之一在中國南北盛行，其建築造型多樣。塔式罐是仿照覆缽式塔做成，從印度桑奇？堵坡看，主體是近似半球狀覆缽，其下部有供禮拜用的附階，再下為基座，在覆缽之上有方形的平頭神邸，上立刹軒，軒上裝傘蓋。1972年陝西黃堡鎮古窯址出土黑釉瓷塔形罐，通高51.5厘米，徑長7.4厘米，器蓋為七級寶塔形，頂塑一小猴，罐為翻沿圓唇，短頸，肩腹圓鼓，下腹較長，平底，底座的邊沿砌成不規則的多邊形，在罐的下腹部堆貼長葉狀花瓣一周，底座四周捏成壁龕狀，內塑有人物、佛像、花卉等裝飾，這種瓷質的塔罐少見。在唐代墓葬中發現陶器的較多，作為隨葬品，造型分為三部分，中部為圓形罐，上為圓蓋，蓋紐為多級塔形，下為束腰圓形座，底呈喇叭型，通體彩繪，一般繪蓮花、寶相花和大朵流雲，也有人物，器型演變規律。西安市考古所藏一件紅陶塔式罐，中間的罐腹浮雕獅首與羊首各三。盛唐時期出現三彩釉塔形罐，製作精美，陝西省博物館藏有3件。其一是三彩四孝塔式罐，高50.8厘米，1970年鹹陽市契芯明墓出土，頂作寶珠形，罐體腹有一道凸棱，下浮雕四獸麵，其上雕曾子撫琴悅父、董永賣身葬父、郭巨賣兒養母、曾子汲水濟母四孝畫麵，通體施三彩釉，紅陶胎。其二是三彩塔式罐，高69厘米，1959年西安郊區中堡村唐墓出土，上部是一個高聳的帶圓錐紐蓋。其三是同墓出土的一件高70厘米的塔式罐，與上述造型相似，僅是罐腹部沒有裝飾。從造型與紋飾看，是印度風格佛塔與中國儒教傳統紋樣相結合。這種具有濃厚的佛教裝飾風格的塔式罐，是當時新的品種，塔式罐多是彩陶，主要出土於唐中宗至唐末的墓中，屬隨葬品。
瓷高足杯，在古代瓷器中發現較為豐富，古瓷窯址中出土數量也多。例如湖南長沙窯，包括楓樹嘴，蘭岸咀，王田坪，都司坡等地窯址都出土了一批殘高足杯，其他窯址也發現高足杯，說明當時大量燒製。長沙南部M3墓出土晉代青瓷高足杯，河南安陽北齊範粹墓、山西太原隋代斛律切墓、廣東英德唐墓、湖南長沙市黃土嶺唐墓、山西太原南郊唐墓（M5）均有出土。從考古資料看南方出土的較北方多，高足杯用瓷燒造在唐以前發現很少，在唐代及五代、宋、元、明、清各代都燒製瓷質高足杯。高足杯在西方羅馬帝國時代已廣泛使用，在《三國誌》、《西漢書》、《舊唐書》、《新唐書》中均有記載。中國出土的銀質高足杯是受羅馬――拜占庭影響的，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一書對此多有論述。唐代墓葬出土的金銀高足杯，有的是西方生產的，有的具有很濃的西方風格，也就是說在製作過程中，不是全然地接收、仿製，而是適應本國人民的喜好而改進，呈現一種新的風格，包括紋飾與裝飾內容。仿製外來的高足杯除銀質外，還有銅、玉質的，瓷質則最多。“總之，高足杯最初是羅馬風格的器物，拜占庭時仍沿用。唐代的高足杯類，可能源於拜占庭的影響”。同時“中國通過南海與羅馬――拜占庭交往曆史悠久，因此隋唐時期中國南方出土較多的陶、瓷、銅、錫高足杯，均是仿羅馬――拜占庭同類器物的可能性更大”。早在戰國秦漢時期就出現不同質料的高足杯，如秦阿房宮遺址範圍內的小蘇村出土一件秦玉高足杯，另外廣州市南越王墓與廣西各出土一件玉高足杯，這3件造型相同，紋飾也相近。1970年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遺址出土3件鎏金高足杯，對高足杯的源流研究同樣具有重要價值。隋唐時期的銀高足杯出土數量豐富，除西安地區的何家村窖藏、沙坡村窖藏、臨潼慶山寺、隋李靜訓墓等外，外地也較多。山西大同出土的鎏金高足杯和李靜訓墓出土的銀高足杯被認定是西方輸入。6～7世紀初的粟特銀碗上有希臘羅馬神話圖，人們在飲宴中手持高足杯，近幾年來發現入華祆教西域人的墓葬中出土石槨與石榻圍屏中宴飲圖有使用高足杯，表明高足杯是外來器物，同時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使用高足杯的場景。葬於唐鹹亨四年（公元673年）的房陵大長公主墓也有持高足杯的侍女圖，反映高足杯傳入國內後，社會上層人物已普遍使用。
提梁白瓷皮囊壺，出於西安市西郊，現藏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高21厘米，寬18厘米，邢窯產品。上部扁形，中間有提梁，流口圓形，壺下部飽滿，平底，左右兩側有線紋凸起，有縫線痕紋，形為皮囊壺，前後兩麵劃花紋飾。在河北省曲陽縣邢窯遺址出土有此類型瓷片及殘器，證實邢窯燒此類壺。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一批金銀器中也有一件舞馬銜杯提梁銀壺。皮囊壺是草原遊牧民族使用，又稱馬蹬壺、雞冠壺、提梁壺，有銅質、錫質、銀質以及瓷質等。唐代以後遼代燒製此類壺較多，是遼代典型器之一，除了周邊少數民族使用外，西域也使用皮囊壺。6～8世紀中亞的東北地區――恰奇（今塔什幹地區）、費爾幹納和土河地區（今吉爾吉斯北部和哈薩克南部），處在粟特強有力的文化影響之下，同時還受突厥人影響。在庫瓦出土的一件青銅項鏈，上麵有庫別拉――印度酒神和自然創力之神的形象，印度酒神有件皮革製酒具――中亞6～8世紀特有的皮酒囊，這件皮酒囊也就是皮囊壺，它是西域駝群通過絲綢之路必需器具。瓷皮囊壺是唐代的新產品，與周邊少數民族、遊牧民族與西域有關。從造型與紋飾看，中國瓷器不僅善於借鑒外來文化，而且善於學習和吸收周邊少數民族的有益文化，以豐富本民族的文化。
花釉瓷腰鼓，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一件，經過修複為完整器。兩端呈喇叭口，中部細腰，口與腰部共有弦紋五道，通體施黑釉，上有灰白花斑如流雲，即花釉，又稱“羯鼓”，屬陝西省黃堡窯燒造。近幾十年來黃堡窯發現很多花瓷鼓殘片，經過整理基本上能確認瓷鼓的形製，說明黃堡窯在唐代大量燒製花瓷腰鼓。20世紀70年代在河南省魯山、內鄉、禹縣，山西交城以及早年在河南郟縣等地窯址都發現唐代花瓷產地，同時也有腰鼓標本瓷片，這與唐南卓《羯鼓錄》：“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魯山花瓷”的記載相符。從而可知，在河南、山西、陝西的唐代名窯都燒花瓷羯鼓。羯鼓原是西域樂器，唐代諸樂中龜茲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羯鼓。在唐代或更早時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壁畫與棺槨刻畫中，常見到奏樂舞蹈者，例如西安市東郊唐金鄉縣主墓出土一組騎馬女樂俑，演奏者分別持腰鼓、箜篌、鈸、琵琶等，陝西三原焦村出土唐李壽墓石槨線刻畫中有一組奏樂圖，其中就有打腰鼓者，唐代形成的龜茲部中樂器有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等，毛員鼓、都曇鼓等都是腰鼓。龜茲樂演奏時其效果或如驚風急雨，會使樂曲表現出節奏感極強的特色，因而樂舞中龜茲樂很重視用鼓。腰鼓是從西域隨龜茲樂東傳到中原，在中原大量燒製，可見外來音樂在當時的影響。王建《涼州行》寫道“城頭山雞鳴角聲，洛陽家家學胡樂。”正如《中國陶瓷史?隋唐五代的陶瓷》所載：“唐代樂器的拍鼓原是西域樂器，唐人不僅吸入唐樂，而且用花瓷燒製鼓腔，這也是罕見的，使人想到唐人的氣派與風格。”到了宋代瓷腰鼓仍在燒製，在耀州窯遺址內發現4件殘器，造型與唐代腰鼓相似，體有凸弦紋，內外施青黃釉，通體刻畫紋，腰上刻蕉葉，喇叭壁上刻纏枝忍冬和纏枝菊花，說明到了宋代此樂器仍在使用，成為我國的傳統樂器。
唐代瓷器向海外開拓市場，從考古發掘與調查看，陸上絲綢之路通西亞、中亞等地區，海上“瓷器之路”通往巴基斯坦、印度、伊拉克、波斯灣及埃及、朝鮮、日本等國家，這裏均發現當時的瓷片。這些瓷片記載著偉大的中國人民在陶瓷科學技術史上取得的成績，記載著在漫長的、艱難的“瓷器之路”上，往返商賈及友好“使者”的遺跡。1974年寧波餘姚出海口發現唐代乾寧五年（898年）前後的沉船，這艘船滿載著瓷器準備到國外進行貿易，卻遭遇海浪襲擊沉入海底。船裏裝的大部分是長沙窯、越窯、邢窯瓷器。證明中國的對外貿易繁榮，並以陶瓷器為主要商品。為了迎合外國風俗，唐代瓷器藝人吸收外來文化，與本地傳統文化融為一體，燒造出新的造型與裝飾圖案的瓷器。唐以前已出現蓮花、忍冬、聯珠等西亞、中亞藝術紋樣，同樣流行葡萄、纏枝卷草、寶相花、雄獅、奔鹿、犀牛等外來紋樣。以長沙窯為例，1983年湖南省博物館與長沙市文物工作隊對該窯址進行發掘（包括以前發掘與調查），發現很多唐長沙窯的殘瓷器與瓷片，上麵有很多西方文化的紋樣，如椰子樹、杪欏樹（又稱摩訶婆羅樹），椰棗紋（又稱大食棗、箐棗、海棗、波斯棗）、菩提樹、茅廬、浮圖（佛塔）、寶袋圖案、蓮花、摩羯、獅子寶袋及伊斯蘭世界的火花、行雲、蔓草、聯珠、三角、方形、圓形等幾何圖案。椰棗主要產於非洲、伊拉克、阿曼等地，7世紀阿拉伯、波斯商人將其作為珍貴禮品贈送宮廷，有特殊意義。9世紀時美索布達米亞的白釉藍綠陶器上，幾乎都是用椰子樹花紋裝飾，它是從波斯陶瓷裝飾中移植過來的。杪欏樹，據載佛陀在此樹下降生，又在此樹下講經說法和涅?。據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前卷十八記載：“婆羅、巴陵有寺，僧房下忽生一木，隨砍隨生，外國僧曰：此婆羅樹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佛教徒稱其為“聖樹”，有的在此樹下飾有珍禽，如鴿子、鸞鳥、鴛鴦等紋飾。茅廬為蘆葦編織紮結而成，代表佛陀苦練修行場所，其旁的樹木為佛院苦修成道的菩提樹。摩羯是梵語譯音，或作摩伽羅，似龍首魚體，由印度傳入我國，被視為生命之本。獅子，稱神獅，有的作人立狀，有的與佛教菩提組合在一起。獅子不但在古代埃及、希臘雕塑中出現，而且與佛教連為一體，稱為護法獅子。幾何紋與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教有關，9世紀前後傳入我國，我國為了適應外銷需要而燒造幾何紋瓷器，它們深受外國人喜愛，也大大豐富了我國瓷器裝飾的內容與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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